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棉纺织生产国,这条完整的产业链保证了我国纺织大国的竞争地位。
然而,始自2011年、本为托市救火的棉花临时收储政策打破了这一平衡。临时政策的常态化,使国内外棉价差居高不下。再加上进口配额制、税收高征低扣等棉花政策造成的历史包袱,棉产业链集体陷入了“未益农却伤工”的尴尬。
今年以来,广东清远德泰纺织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姣兰发现,企业订单来得多,撤销得也快。经多方探访,陈姣兰得知,老客户如今更青睐巴基斯坦棉纱。
“倒不是巴基斯坦的棉纱质量有多高,而是人家一吨棉纱运到中国,再加上关税,价格都比中国棉花还便宜2000元!”入行30年的陈姣兰,成功闯过了纺织压锭、金融危机等重重难关,却在国内外棉价差面前束手无策,“现在企业就是熬日子,今明两年还会有一大批棉纺企业关停病死。”
不仅是德泰这样的中小企业饱受棉价差之痛,连华润这样的大型国企也到了生死关头。“一季度订单不愁,内销也好,外销也好,但就是没利润,勉强活着。”华润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狄慧说,目前国内外细绒棉每吨价差在3000至4000元,长绒棉价差高达5000至8000元,“用国内棉花制成产品的报价,没人接受。”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调研的结果为,中国棉花年消费量约为1000万吨,而去年国内棉花用量仅约800万吨,有200万吨的缺口是依靠进口棉纱或化纤替代来弥补。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全国1000万锭的棉车关停,相当于全国8%的纺织产能在不公平竞争中被闲置。这其中中小企业受冲击最大,一万锭以下的小企业有40%被迫关停,仅在新疆就有约2.4名从业人员隐形失业。
“棉价高不是核心问题,关键是棉价差,国内外的高价差会要了纺织业的命。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的纯棉40支以下的纱已无竞争力。”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棉花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世滨介绍,天然纤维纱线以上的即属于高支纱,专供高档面料,市场需求比较小。“丧失40支以下的纱线市场,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中国棉纺业在国际市场的溃败。”
“国内外不同的棉花价格机制是当前国内外棉价差形成的根本原因。国际棉价依据市场供求关系波动,而国内棉价是以收储价和进口配额量为支撑。”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说。
从2010年9月到2011年8月,国际棉价经历了一轮大起大落。为确保棉农收益、增强市场信心,2011年9月,我国把以往在棉花主产区临时收储皮棉的措施常态化,建立了棉花临时收储制度。当时,国家以每吨1.98万元的价格收储了皮棉310多万吨,托市效果当即显现。然而,临时收储制度并未就此终结,并左右我国棉花收储价今年上调至每吨2.04万元。与此同时,受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及丰产预期影响,国际棉价却持续下跌,导致国内外棉价差居高不下,如今每吨差价仍在3500至4000元。
面对居高不下的棉价差,中国企业并不能自由利用海外原料市场来“削峰填谷”。按照世贸协定,我国每年配额进口89.4万吨棉花,实施1%的优惠关税;配额以外的进口棉花,征收5%—40%的滑准税。滑准税的征收,相当于为进口棉价设置了底限,其目的是减少进口棉对国内棉花市场的冲击,确保棉农收益。但是,由于进口配额远远小于需求,分不到配额或配额过低的企业即便进口棉花,也面临不公平竞争而得不到实惠。
“我们正以高于对手1/3的原料成本参与国际竞争,这是靠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等都难以消化的成本,是输在了起跑线上。”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会长朱北娜表示,畸形的棉价差其实就是让国外企业捡了便宜。慢慢的变多的企业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直接采购棉纱,维系了国外棉纱企业的高利润空间,使其有大量资金可用于技术进步和产业链完善。“纺织业是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棉花却是计划经济,这种错位对纺织业是毁灭性的打击。”
尽管从目前的形势看,棉花临时收储制度并没有尽快松动的迹象,然而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政策已到了难以维系的时候。
一方面,用棉企业在关停加剧。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纺织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较去年同期下降4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占欧盟、日本等主要国际市场的份额持续下降。湖北孝棉的负责人透露,企业周边产能在3万锭以下的厂子已基本关停。“如果按照这样的形势,企业没有盈利,没有钱搞技术升级的话,这个行业很难做下去。”
另一方面,对国储棉的需求也在萎缩。“和粮食不同,不是所有的棉花在国内消化就可以,我们一定要和国际竞争,要考虑国际市场能否接受。”路易达孚中国公司董事长陈涛说,2010年之后,由于收储价远高于国际市场平均价,在全球棉花消费量下降8%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量下降超过20%。
PCI纤维咨询公司中国市场总监陈九妹也表示,经过近两年的市场调节,相当份额的棉花市场已被涤纶与粘纤替代,这给如何消化国储棉带来了巨大挑战。“如果棉花收储政策不变,那么明年中国棉花库存将超过用量40%,如何去库存将成为一个棘手的大问题。”
年初至今,国储棉市场交易清淡,按目前的拍卖进度,到今年7月底,国储棉将高达750万吨左右,按2012年标准级新棉收购价计算,国家用于收储的花费将超过1000亿元。
“无论收还是储,一吨棉花财政要补贴3000元左右,是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棉花每存放一年就会降一级,这种贬值的损失更大。”杨世滨说。
为了减轻仓库存储上的压力,也从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减轻棉纺企业的压力,今夏国家将进口配额与拍储量按比例挂钩,即棉纺企业每买下3吨国储棉,将获得1吨的进口棉花配额。
然而,纺织企业对新政并不买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缘由是与配额捆绑的国储棉质量年年在下降,混等混级、异性纤维问题严重。
根据国家标准,只有品级达到4级的棉花才能被国家收储。然而,2011/2012年度,全国新体制棉花细绒棉平均品级3.28级,仅有新疆棉平均品级超过3级。于是,把高等级棉花和低等级棉花进行掺兑便成了行业潜规则。
“去年8月以后,河南、河北、山东等地都把5级棉与新疆买的2级棉混起来卖给国家,而目前我国使用的检验测试仪器没有细度指标,又没有搞细度测量的人才,因此根本测不出棉包被做了手脚。”中国工程院院士姚穆说。
堪忧的棉花品质给公司制作造成了新的负担。湖北孝棉,每月用棉量三四千吨,是我国数一数二的用棉大户。负责人反映,国储棉颜色发黄,每一捆的颜色都不一致,导致国棉产出率过低,加大了企业成本。“我们有一个分厂意见特别多,生产一吨精梳纱,只需美棉、澳棉1.3吨,换成国储棉就要1.5吨。如果这样收储下去,质量很难控制,连做中低端的普通纱也不行。”
“你买4级棉,结果买的是60%的5级棉与40%2级棉混在一起扎捆的。”陈姣兰反映,国储棉不仅存在高低等级“勾兑”的问题,而且头发丝、塑料袋丝、鸡毛鸭毛等杂质纤维特别多。
在棉花危机面前,纺织企业迅速开展了新一轮的“自救”,不少企业通过调整原料结构来化解棉花风险。今年以来,江苏大生的非棉纤维产品已从80%提升到90%以上,同时,混纺产品慢慢的变多,批量也慢慢变得大,从而尽量避开棉花问题。华润纺织目前30%的产能已经转向非棉产品,试图通过开辟新市场来平抑既有市场的波动。
然而,在国家棉花调控政策不变的大背景下,企业能化解的风险非常有限。在日前召开的2013中国国际棉纺织会议上,不止一家纺织企业疾呼,“政府稳定棉价的本意是好的,但收储和配额这种粗放的计划经济手段,导致纺织业打拼30多年换来的国际竞争优势丧失殆尽。没企业买棉花了,光靠国家托市能储存多少?棉农的利益又能维系多久呢?”
实际上,收储政策并没能调动棉农种植棉花的积极性,我国棉花种植培养面积正逐年递减。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植棉面积下降约6%,降至约7408万亩,而根据中国棉花信息网5月生产调查,2013年棉花意向播种面积为7065万亩,同比再减4.6%。
进口配额本身也沦为投机商品,扰乱了市场秩序,推高了棉花成本。据业内人士反映,申请到配额的部分企业并没有实质的棉纺生产或贸易,拿到配额后便高价转手倒卖;也有部分虚报生产贸易额,申请到高于企业本身需求的棉花进口配额,再将多余配额转手倒卖。
破解目前的困局,“棉农直补”再次成为纺织业期盼的新政。棉农直补,即国家补贴不再通过流通企业返还到农民手中,而是参照粮食直补政策,按种植培养面积直接对农民进行补贴。目前美国就通过卫星系统,进行棉花种植培养面积的监测及补贴。近十年来,由于能够大大减少中间环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让农民真正受益,在我国推行棉农直补政策的呼声慢慢的升高。但鉴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棉花种植仍属于家庭式的、分散式的小农经济,在确定种植培养面积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虚报等问题上,一直未能拿出一套操作性强的方案。
“补贴农民是可行的。我们曾去长江流域及新疆等地调研测算,除了种子补贴,每亩补贴约为100元到120元,比国家收储划算多了。直补可完全从新疆开始试点。”朱北娜说。
除了直补机制,企业还建议国家尽快从农业与工业共赢的角度、从理顺产业上下游关系的角度、从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角度,研究出台棉花调控长效机制。
“如果收储与配额政策不变,是不是能够考虑对收储价格进行动态化调整,将国内外价差稳定在1000元至1500元的区间。”江苏大生集团公司总经理马晓辉等企业家建议,国家在制订收储价格时应参照国际市场棉价,合理确定收储的数量,并依据市场价格波动灵活地进行收储和抛储,发挥平抑市场棉花价格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希望政策调整今年就开始,时间上我们等不起,也拖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