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童年记忆中，都会有一台这样神奇的机器。多少个夜晚，那特有的“嗒嗒”声随着灯光轻轻地流淌，轻快的踏板和飞快转动的手轮映衬着妈妈娴熟的技艺。那针头处不停地伸缩，竟能缝制衣物，看一根根长线游走于布料之间，魔法般变换出窗帘，枕套和衣服等，那是盼望中的美丽和幸福。

  当年，弄堂里哪家的缝纫机手艺好，哪家的技艺精，都是有口碑的。隔壁邻舍都会拿着布料或衣服登门求助。在欢快的机器节奏里，邻人的笑容也灿烂到了极致。一台小小的缝纫机，也给更多的人带来了方便和快乐。

  上海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近代轻工业。缝纫机最早进入上海市场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晋隆洋行从国外运进数架“微荀”制造的缝纫机。光绪元年（1875年），华泰洋行也从国外运来工业缝纫机——皮鞋机器在上海市场销售。此后，天和、茂生、复泰、信生等各大洋行，来沪推销各种牌号缝纫机，但在竞争中最后为美国胜家（Singer）公司所垄断。

  随着缝纫机社会拥有量的增加，维修业务逐渐发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浙江奉化人朱兆坤在郑家木桥（今福建南路）开设美昌缝纫机商店，从事缝纫机修理等。以后，这一带又开设施茂泰、瑞泰、桂龙顺、复升、久昌等缝纫机修理商店。民国8年（1919年），沈玉山等3人开设“协昌铁车铺”，民国11年（1922年）改为协昌缝衣机器公司，1940年开始生产缝纫机整机，这就是此后协昌缝纫机厂的前身，“蝴蝶牌”缝纫机就诞生于此。

  回顾缝纫机的历史，距今不过230年。1790年，英国人Thomas Saint首先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先打洞、后穿线、缝制皮鞋用的单线链式线迹手摇缝纫机，但是并没有投入商业化生产。1841年，法国人发明了机针带钩子的链式线年美国人伊莱亚斯豪（Elias Howe）发明了第一代具有实用推广价值的手摇缝纫机，1851年，美国工人艾洛克梅里特胜家（Isaac Merritt Singer）发明了锁式线迹缝纫机，并成立胜家（Singer）公司。这一时期大多为手摇式的缝纫机。1859年，胜家公司发明了脚踏式缝纫机，并投入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和推广。从此，家用缝纫机也开始为千千万万的家庭提供服务。

  缝纫机是机绣的必备工具，缝纫机制造业快速地发展，家用缝纫机的品种与型号也持续不断的增加。20世纪初至40年代，旗袍从消亡的清朝宫廷传入普通百姓家中，在上海的名媛中成为最时髦的穿着。民国时期服装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女性多半受上流社会交际生活的影响，量身定做的旗袍成为其最热衷的服装款式。制衣需求的持续增长加速了缝纫机生产技术的发展，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缝纫机成为家家户户炙手可热的梦想。

  缝纫机在中国的百余年发展过程中，上海的产品一直是起到引领作用的。而“蝴蝶牌”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及行业标杆。

  “蝴蝶牌”源自创建于1919年的“协昌铁车铺”，期间制造厂几经波折数次改名，最终在1982年取得“上海协昌缝纫机厂”的厂名，并一直沿用下去。比起厂名的更迭，“蝴蝶牌”的商标更有故事。20是世纪20年代协昌创立之初，先后用过“红狮”“金狮”等品牌。1946年，“协昌”决定将其产品商标重新命名。受“无敌”牌牙粉启迪，协昌公司将“金狮”牌商标更名为“无敌”牌，意谓“天下无敌”。

  也就在这一年，协昌缝纫机产品“无敌牌”使用了“蝴蝶”造型图案，品牌名称不变。有趣的是，“无敌”和“蝴蝶”在沪语中的发音完全相同，使得此次品牌设计转换更加流畅平稳。因为文字和造型的“双关”，在上海人的口耳相传之中更具传播效应。

  1948年9月6日《申报》刊登的协昌“无敌牌”缝纫机广告。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其中已出现蝴蝶的图案

  1949年3月18日《申报》刊登的这则“协昌缝纫机器厂有限股份公司商标公告”很有价值。其中明确列出了该公司注册的4个商标，为首的就是蝴蝶造型图案的“无敌牌”

  1947年《老上海百业指南》行号图中还可以在福建南路两侧看到“协昌缝纫机发行所”“阮耀记缝纫机行”“茂昌缝纫机”等店铺

  整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较为知名的缝纫机生产企业还有阮贵耀在郑家木桥30号（今福建南路）开设的阮耀记缝衣机器公司（早期为阮耀记袜机袜针号）、徐赓华在虹镇老街开设广厚机器厂、计国桢等人在谨记路（今宛平路肇家浜路南侧）创设的胜美缝纫机厂等。当时的国产特别是沪产缝纫机品牌在与以美商胜家为代表的进口产品竞争中艰难前行，还是守住了一片天地。

  随着时局的动荡，这一些品牌的生存也是举步维艰。1948年，因通货膨胀，洋货倾销，部分缝纫机工厂倒闭歇业，全市剩厂商70余家，从业人员312人，年产约生产缝纫机1400架。当时的协昌有员工40余人，产品以“15-80家用缝纫机”为主。

  上海解放初，美国胜家等国外缝纫机品牌停止进口，上海缝纫机行业得到发展机会。1949年5月29日，惠工缝纫机厂首先恢复整机生产，并积极支援抗美援朝前线年，全市缝纫机行业有企业260家、从业人员4200余人。1956年1月，全行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成立上海市缝纫机工业公司。下半年起，缝纫机生产回升，次年全市增至17.64万架，从业人员6377人。1958年3月，根据专业化生产规格要求，调整企业布局。到1964年，初步形成以上海缝纫机一厂、惠工缝纫机厂、协昌缝纫机厂、远东缝纫机厂为主体专业化生产及协作体系。

  解放后不久，协昌便搬迁至徐家汇路新址，职工增至百人，年产缝纫机1050架。也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协昌进入了发展快车道。1956年再次搬迁至龙华（龙华路2544号），职工增至253人，产值和利润各为493万元和56万元。年产缝纫机38900架，产品首次打入国际市场。同年，实行公私合营。

  20世纪50年代，外贸宣传册上的“无敌牌”缝纫机广告。当时的英文品牌名称已改为“Butterfly”

  1963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幅名为“上海无敌牌缝纫机收到用户欢迎”的图片消息

  20世纪60年代，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中的“无敌牌”缝纫机销售区。这张图片实际上的意思就是用于《人民日报》报道的那一幅（上图）

  1956—1962年，先后有装配、翻砂、零件、烘漆、皮革、文具、牙刷和自行车等行业140余家小厂小店并入，职工增至2334人。1962年，产值和利润各增至3339万元和919万元，年产缝纫机27.1万架。1963年称公私合营上海协昌缝纫机厂。1965年，被评为上海市“红旗单位”。1967年1月，改称上海东方红缝纫机厂，并将“无敌”牌商标正式更改为“蝴蝶”牌，当时的系列新产品已成为行销全国的知名品牌。

  1972年1月，厂名又改称上海缝纫机二厂。职工增至2469人，产值和利润各为7469万元和2799.8万元，年产缝纫机60.7万架。1980年，产量首次突破百万架，1982年增至112.2万架。1984年9月，改今名。是年，职工增至4677人，产值和利润各为11244万元和3079万元。年产缝纫机131.5万架。当时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机器制造的产量要严格依照国家的配额完成。由于“蝴蝶牌”缝纫机在国内外风靡的程度，导致了内销的百货商店和外销的外贸企业之间常有争夺现象。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拥有一台蝴蝶缝纫机更是难上加难的事。由于产品的供不应求，零售市场在1972年4季度开始凭票购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蝴蝶牌”缝纫机与当时的“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一并成为青年男女结婚的“三大件”，再加上“红灯牌”收音机，合称“三转一响”。购买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是许多家庭的梦想。对于能够拥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的家庭而言，缝纫机具有三重含义：一是社会身份与经济地位的认同；二是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表现；三是代表了新兴的消费习惯及观念的呈现。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协昌厂每月都要召开特别会议平衡出口与内销的数量。

  有市民深情回忆到：“当时一台缝纫机140多元，实在是太贵了。每月只有几十块钱，不吃不喝也得攒好几个月，好不容易攒够了钱，又要为一张缝纫机票而四处奔走打听……”

  当年的协昌厂老领导也曾回忆到：“由上海百货公司印制缝纫机购买券在各系统、各区县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内部进行分配，凭票供应缝纫机。在上海平均每年每80个人发一张购买券，其他城市以收取相当数量的工业购货券为主。后来到什么程度？我们一台缝纫机卖一百三四十块钱，票子也要卖五六十块钱一张。”

  20世纪80年代，很多婚期临近的青年人都会为这张“票”而焦头烂额。能搞到一张缝纫机票，把“蝴蝶牌”搬回家，在岳丈面前是极好的表现机会。大家欢天喜地张罗着把缝纫机买回家里，按图纸安装完备，一脚踩脚踏板，一手转动飞轮，缝纫针发出哒哒哒的响声，简直是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动听的节奏。

  面对这样的局面，国家轻工业部要求协昌缝纫机厂对外地的缝纫机厂进行对口帮助，旨在提高缝纫机的产量。当时的协昌丝毫没有保留地向外省市输出了从行政管理到工艺技术的整套人员以及设备，也接待培训了很多技术工人。尽管如此，许多外地工厂生产的缝纫机仍然销售不佳。于是，一些工厂提议贴牌生产，即通过合作合资，把产出的缝纫机打上蝴蝶的牌子。最早以这种方式与协昌合作的是河南的开封缝纫机厂，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的最大年产量也达到40万台。

  不仅在国内，“蝴蝶”的名声同样远播海外。但正是因为“蝴蝶”商标太过红火，不少人也开始打起了它的主意。1994年2月4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上就报道过这样一起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商标官司，耗资20余万美元，历时8年，原因是蝴蝶商标。最终在国家工商总局、驻印度尼西亚使馆以及一些外商的帮助下，打赢了这场官司。中国的企业，在当时的环境下，几乎不太重视商标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几乎没从来都没赢过这类官司。从那以后，“蝴蝶”就格外重视商标及知识产权的维护，并设专人负责商标注册的事务，在80多个国家或地区注册了商标。

  虽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缝纫机不再像以前那样要凭票购买而是敞开供应，但协昌缝纫机厂生产的“蝴蝶牌缝纫机”由于产品质量过硬、信誉度高，依然创造了年产140万台的高纪录。1992年，协昌厂（龙华）占地面积扩至160155平方米，建筑面积145328平方米。有职工5424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384人。下设7个车间和国际贸易部、缝纫机研究所、计量测试中心、计算机中心、信息中心等24个部门、科室及一所技工学校。另有2家分厂。固定资产原值11242万元，净值8013万元，流动资金26313万元。产值和利润各为29640万元和3100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54646元，人均创利5715元。年产JA、JH、JG、GC、GY、CN、GG等系列家用和工业缝纫机137.8万架，出口52万架，创汇1910万美元。

  1988年8月20日《解放日报》头版刊发题为 “蝴蝶牌缝纫机出口大增” 的报道

  20世纪90年代末成衣市场开始兴起，在家缝制衣服的人渐渐变少。于此同时，大量非公有制企业开始进入缝纫机行业，上海的家用缝纫机行业开始惨淡经营并一度举步维艰。1999年后，上海协昌缝纫机有限公司由上海飞人协昌缝制机械有限公司领导。2000年制造工业缝纫机出身的上工股份有限公司（“上工申贝”的前身）将家用缝纫机公司——上海飞人协昌缝制机械有限公司的“蝴蝶”“蜜蜂”等注册商标收购进来，并将进出口权交给了进出口公司，经营这一些品牌的出口业务。而工厂的生产也因成本等原因，搬迁至浙江缙云。

  此时的“蝴蝶牌”缝纫机开始转战海外市场，并成为与美国胜家齐名的品牌之一。2000—2008年，“蝴蝶牌”的海外销量每年约为44万至近60万台。它的最大需求地是非洲，占“蝴蝶”全部海外销量的50%。成功站稳尼日利亚市场之后，“蝴蝶”就通过经销商销往赞比亚、多哥等地。“蝴蝶”的另一大热销地区为亚洲的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印尼。当时还有个趣闻，因为进出口公司也要不断拓展新市场、尝试新品，当时就注意到孟加拉国的特别需求，在这一个国家“蝴蝶牌”特别受欢迎。供货商发现，当地人不仅需要缝纫机，也很需要电视和冰箱。于是就找贴牌厂生产“蝴蝶牌”冰箱，居然也能卖出几千台。

  在新型多功能家用缝纫机推广中，上工申贝注重对蝴蝶品牌定位，公司坚持“彻底颠覆花了钱的人缝纫机的固有消费观念”，创新“蝴蝶”缝纫文化作为突破口。2010年，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上海上工缝纫机有限公司、上海上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上工佳源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上工申贝家用机分公司、上海蝴蝶进出口有限公司等企业经合并重组建立全资子公司——上海上工蝴蝶缝纫机有限公司。

  据统计，2013年112月，全国普通型家用缝纫机实现销售196.2984万台。而蝴蝶牌家用缝纫机实现销售就达39.1万台，蝴蝶家用缝纫机市场占有率达19.918%。2014年全国家用缝纫机生产下降8%，而“蝴蝶牌”家用缝纫机却一枝独秀，全年销量达53万台，比2013年增长35.5%。

  2012年8月，上工申贝集团推出了一次缝纫DIY大赛，要求参赛者运用“蝴蝶牌”多功能家用缝纫机，“蝴蝶”为创作主题，完成时尚、个性化的创意设计和布艺DIY作品，样式不限，参与者非常踊跃。与此同时，上工申贝在靠近东门路的中华路上开了一家缝纫机商店，每周四和周五下午，店里就会济济一堂，有人来采购拼布材料，有人来学习缝纫技艺，有人则带着自己DIY的靠垫、桌布、围裙、沙发套和饰品等来展示和“切磋”，她们都自称“缝友”

  “蝴蝶牌”缝纫机作为经典国货的代表之一，在一个时代的我们正常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情感地位和记忆价值。曾接触过它的人对它具有浓厚的感彩，未曾接触过它的年轻人则将它作为标志那一时代的重要道具。

  在“三转一响”年代，“蝴蝶”曾享受辉煌。少顷沉寂，华丽回归，缝纫机已不同，“蝴蝶”更是大不同。从缝补工具到DIY玩伴，从穿针引线到花样缝纫，从生活必需到情感体验，“蝴蝶”与缝纫机相伴，推动创新、享受创新。

  “蝴蝶牌”缝纫机作为国产经典，拥有曲折历史故事的同时也承载着大众对“上海制造”的自豪感，这种深厚的文化记忆是一般产品不具有的。“蝴蝶牌”作为享誉全球的民族品牌和拥有百年历史的国际化品牌，近年来“蝴蝶”融合过去传统设计理念，创新品牌内涵，通过功能化、美观化和情感化的三结合，实现了老品牌的转型。

  “上海制造”是我们这座伟大城市的闪亮名片，翩翩起舞的“蝴蝶”也将会继续演绎品牌创新的新篇章，诠释上海的城市精神。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