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但总体呈现“低开高走”态势，从年初“飞艇事件”跌入冰点，到年中互访增加接触，再到年底元首会晤，激烈博弈后形成了平衡态势。站在岁末年初，我们不禁会问，旧金山会晤的成果能否落实？面对2024年美国大选的冲击，中美关系是否会再起波澜？就此，凤凰大参考推出“”系列策划，从安全、经济、科技、人文交流的维度详解中美关系，本文为第一篇。
在2023年尾的APEC峰会中，“脱钩断链”和“去风险”等与地理政治学和经济冲突有关的词汇不断被提及，各个国家也表达了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的担忧。那么，我们究竟面临怎样的地缘经济冲突？又会对亚太国家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及APEC峰会有哪些重要意义？《凤凰大参考》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研究所所长黄靖。
1.地缘经济冲突的兴起引发了各国的普遍担忧，反映出南北国家间资源分配的高度不均。其原因主要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以及发达国家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后者来自其沉重的债务危机和由此丧失的自信心。发展中国家也在各种不平衡压力下有很多担忧，比如俄乌战争后的“美元武器化”等等。
2.当下拜登政府已确定进入下行通道，中国也“不搞对抗”，认识到合作的必要性。中美APEC会晤最重要的是勾勒出中美合作领域的框架，其中经济稳定是双方利益最大交叉点，而其中的核心又在于金融，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和经济发展稳定；同时设立“不做清单”，不发生军事冲突，加强军事交流。即便美国政坛更迭，这一合作框架也难以更改。
3.此前，拜登政府对华实施“3C（竞争、合作和对抗）” 政策，并寻求联盟支持。对此，欧洲明确说不会与中国“对抗和脱钩”，美国也慢慢地认识到与中国“脱钩”的难以处理的后果，今年初悄悄拿掉了“对抗”，将中国视为马拉松长跑的“和平竞争”对手。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中美赛跑同样不是“生死之争”，而是一场相向而行、相互成就的比赛。
4.拜登政府所支持的“多边主义”本质上仍是“单边主义”。美国以自身为领导核心，根据盟友圈层实施不相同的对外政策，并企图将中国排除在外。而中国则奉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既关注中美关系，又和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维护亚太区域乃至全世界的多元化。比如中国领导人APEC期间与墨西哥、秘鲁、斐济、日本、文莱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既有实质性的内容，更具积极的象征性意义。
凤凰大参考：我们注意到，在此次的APEC峰会中，“地缘经济冲突”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概念，也是世界各国对全球经济担忧的根本原因，能否请您具体跟我们解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地缘经济冲突”究竟是什么？
黄靖：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是所谓“地缘经济”的基础。这个基础本质上是由市场经济推动形成的，市场经济对资源的最佳配置、生产力的最高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的追求——市场经济的“三个永恒追求”——造就了产业链和供应链，其分布、发展和相互间的关联产生了所谓“地缘经济”。然而，美国出于地理政治学的利益，企图打破、切断由市场经济推动产生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用“零和博弈”的思维重建对己有利（friendly shore）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因此，地理政治学冲突是所谓“地缘经济冲突”的一个重要推手。
总的看来，经济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是资本的全球化，由此造成了两个相反“流向”——资本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来合力促成全球化。这就解释了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资本为何需要在中国、越南、泰国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因为美国要利用当地的低成本人力资源优势，进而实现自身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制成品流向则恰恰相反，是从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墨西哥和越南等，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等地。这两个流向也是上述市场经济的“三个永恒追求”的必然结果。
然而，这两种“流向”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一个人类社会从未面临过的经济现象，通俗来说就是，“穷人”有钱，“富人”有债。我们都熟知“白毛女”的故事，杨白劳的悲惨结局，是因为有钱的“富人”黄世仁将欠债的“穷人”杨白劳活活逼死。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等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债台高筑，而包括金砖五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大国反而都积存了大量的外汇存底。至2022年底，全球公共债务（政府欠债）共计91万亿美元，其中仅美（33.2）日（11.27）英（3.23）法（3.29）德（2.81）五国的政府债务就高达53.8万亿美元，占全球公共债务的59.12%，而美国一家所欠债务约为33.2万亿，超过其它发达国家的总和。与之相比，2022年底全球外汇存底总计12.8万亿美元，其中金砖五国和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墨西哥等“全球南方”的主要国家拥有近7.5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存底的58.59%。
在此情况下，发达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表面上看是源于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或将超越他们的“恐慌”，而实质上是来自于其难以为继的债务以及由此导致的自信心的流失。而发展中国家则深切地担忧“自己的钱在别人的口袋里”。也就是说，由于全球金融体系仍然掌控在以美国为首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其实就是存在了发达国家控制的银行里。俄乌战争爆发后的“美元武器化”陡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担忧。
并且，“穷人”有钱、“富人”有债的现象不仅使全球债务和资本产生倒挂，而且进一步导致了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之间的内外双重不平衡。在债台高筑的发达国家中，经济发展中最关键的人力资源的价格高居不下，并且，高昂的“个人收入”受到制度的保障；而在外汇存底充足的发展中国家中，人力资源的价格却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确定的，“个人收入”从根本上说是由“市场竞争力”决定的。因此， 在发展中国家中，尽管劳动力的“价格”远低于发达国家，但人们却更努力地工作。这不仅使得“资本”和“制成品”这两股相反的潮流长期持续，而且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债务”和“资本”的倒挂现象不断加剧，这也是所谓“地缘经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总部大楼。目前，美元依然在全球支付货币中占据绝对 优势。
从更深层次来看，“地缘经济冲突”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自然资源分配的高度不平衡。目前发达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0%左右，但却掌控和消耗了70%的自然资源。比如在2022年，美国每年人均原油消耗量为61.2桶，其他发达国家人均消耗量在38桶上下。而金砖五国的人均原油消耗量分别为中国7桶、印度2.64桶、巴西10.18桶、南非11.33桶和俄罗斯15.43桶。如此巨大的差别，必然要在地缘经济和地理政治学上表现出来。
可见，所谓 “地缘经济冲突”的一个最终的原因——也是根本的挑战和危险——就在于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必然导致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源再分配危机。毕竟人类社会的永恒矛盾就是“无限”需求与“有限”资源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全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其实是一条必由之路。
凤凰大参考：在您所介绍的地缘经济冲突下，结合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地理政治学危机，包括美国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俄乌危机和巴以冲突等，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有什么特殊而重大的意义？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24日，加沙地带拉法，巴以冲突持续，在以色列的轰炸后，汗尤尼斯上空浓烟滚滚。
黄靖：无论是中美两国，还是全世界，都需要这样一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峰会。首先，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虽然双方对“合作”的目的不同，但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了合作的必要性。而且，两个大国应该、也能够在国际重大议题上进行合作。
第二，拜登政府实际已确定进入下行通道。对内，拜登即将面临极其艰难的总统大选，这使得中期大选后已经跛脚的拜登政府的政治操作空间更狭小；对外，美国在俄乌和巴以两场冲突中都陷入了道德和资源的双重陷阱，软实力和硬实力都在持续耗损。而全球南方在这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与政策与美国及其盟友大相径庭，凸显了全球南方国家不断的提高的力量和影响。在美国陷入战乱泥潭的同时，中国刚刚举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则是的一场以和平和发展为主旨的全球南方大聚会。在这样的局面下，习主席前往旧金山与拜登会晤，再次明确地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搞对抗，寻求合作”的鲜明立场。这对当下动荡的世界而言，无疑具有重大的正面意义。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人舒默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年底前不会批准对乌克兰的新援助。
第三，此次会晤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双方勾画出一个中美合作领域的框架。这个框架最重要的包含五个方面的合作。
一是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中美双方最大的利益交叉点在于维护经济稳定，而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自疫情以来，美国政府无节制地“量化宽松”大肆印钱，但为了压制通胀又持续加息，导致美国债务和利息双双剧升；而美元武器化和制裁的滥觞又加剧了美元信用的下降。这一些因素使得美国以至全球金融风险大增。为了确认和保证全球金融稳定，最大贸易国中国和最大经济体美国不得不再次同船共渡。耶伦的访华和她与何立峰的会谈都“极具建设性并富有成效”，原因就在于此。
二是气候治理上的合作。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美在气候治理上的合作不仅必要，也是彰显世界领导力的博弈。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强调气候问题不是中美双边问题而是“普世”问题，显然也是在向欧洲显示美国在这方面的“领导“地位。
▎2023年7月17日上午，中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事务特使在北京饭店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举行会谈 。11月15日，中美两国发表了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重申致力于双边合作并与其他几个国家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危机。
三是人工智能（AI）的合作。目前全球只有中美两国有资源、信心和能力对AI进行全方位、全领域的研究、开发、和运用。AI对人类社会和生活全覆盖，具有超强的渗透力和爆炸力，一旦失控，或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中美两国必须在AI研发、运用和管控上合作，毕竟双方都不能够确保在所有的AI领域保持领先的压制地位。如果中美两国在AI研究上各行其是，各搞一套，那必然会加剧矛盾和失控的风险，甚至失控，进而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其实，中美在AI上合作与当年美苏进行核军控相似，其首要目标就是要通过交流沟通，协调管控AI的发展。当然，中美合作更有助于保持中美两国在AI研发和运用上的全面优势。
四是反毒品合作。毒品与病毒一样是全人类的问题，如果毒品在美国泛滥失控，必将祸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几个国家。合作禁毒符合双方一同利益。
除了共同合作的框架确定之外，这次峰会明确了各自的“红线”，确定了“不做清单”（no-do list）。中国的红线包括台湾、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中方明确说“必须统一，必然统一”台湾。同时，中方也说明在上“没有时间表”，中国“无意取代美国”。双方一同坚持的“不做”就是不发生军事冲突。为此，双方在军事交流上积极协商，包括建立军事热线；加强双方战区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共同加强危机管控——如果允许战区做实质性的对外军事交流，那将是中方为对应美方的决策构架而作出的一个重大的制度性突破。
▎12月21日，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应约与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朗进行视频通话。
显然，已经跛脚的拜登政府不可能完全落实以上五个方面的合作协议。随着大选的到来，这五个方面的合作将更难落实。然而，此次会晤达成的合作框架和“不能做”的清单，是中美的共同利益所在，即便是因2024年白宫易主而导致合作停顿，新的美国元首也不会愚蠢到在这五个方面与中国“对抗”而自残。而且，美国强大的相关利益团体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这次峰会确实为中美合作制定了明确的内容框架，是无论哪一任美国总统都很难更改的。
凤凰大参考：中美此次元首会晤取得的成果，也是上次巴厘岛会晤的延伸。您认为，从巴厘岛到旧金山会晤，美国对华政策是否有调整？
黄靖：拜登政府上台后制定的对华政策是“3C” ，即“competition（竞争）、cooperation（合作）和confrontation（对抗）。但问题是，拜登政府清楚地 认识到凭借美国一己之力难以达到“竞赢”(outcompete)中国的目的，因此美国需要“振兴联盟”，共同压制中国。
但是，美国和盟友、尤其是欧洲盟友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根本分歧。欧洲主要领导人都明确说其对华政策的底线是两个“不”：不对抗（no-confrontation），不脱钩（no-decoupling）。显然，美国在今年年初的七国峰会和民主峰会后对欧洲盟友妥协了：拜登政府从其对华政策的“3C”中悄悄地拿掉了“对抗”这个C（confrontation）。
因此，美国总统拜登、布林肯、沙利文和耶伦等近来都反复强调“不与中国对抗，不与中国打冷战”，而且明确说与中国“脱钩”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同时，美国接受了欧洲对中国“去风险”(de-risk) 的政策取向。但必须看到，美国的“去风险”是从安全利益出发，重点是要在高科技、尤其是在安全方面的高科技领域压制、封锁中国，搞“小院高墙”；而欧洲则更多的是从经济利益出发，要防止在经济上形成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同时反对“国家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公正”(unfair）竞争。
▎江苏省泗洪县一个芯片工厂 的工人在生产线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了针对芯片的出口禁令新规。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美国悄然接受了欧洲将中国定义为“制度性的竞争对手”的概念，进而拓展了与中国“竞争”的范围——在安全、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以至文化等各方面做“竞争”，并且在更长的时期内考量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不久前，当被问及何时美中“竞争”才能够有结果时，苏利文回答说：“不在我的有生之年”(not in my life time)。而布林肯则将挪用了当年赫鲁晓夫提出的美苏“和平共处”的概念，宣称中美之间要进行长期（long term）的“和平竞争”(peaceful competition)。
换言之，在拜登政府看来，美国将与中国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竞争”。然而，中美都存在于同一个世界，并且双方都与之紧密相连。既然如此，中美之间的马拉松应该是要在同一个赛道内进行的赛跑，而且必须 “相向而行”。
显然，赛跑并非一场“生死之争”，毕竟在这场“马拉松赛”中落后的一方不会被排除在“赛道”之外，更不会因而失去参赛资格。正因如此，习主席强调：“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既然中美进行的是一场马拉松赛，当然都想“跑在前面”；而赢得和保持“领跑”地位的根本要求，在 于能更好地“把自己的事做好”。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之间进行的是一场相互成就的“争先”赛，所谓“竞争”，其实是“争先”的意义上看的手段，绝非目的，更不是实质性的内容。
凤凰大参考：在您所介绍的地缘经济冲突，以及美国与中国的“马拉松赛跑”背景下，您认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特殊意义体现在哪里？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17日，美国加州，旧金山的乔治莫斯科尼会议中心，俯瞰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
黄靖：成立于1989年的APEC是在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迅速成长起来的。当各个国家在经济上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时，就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APEC作为一种区域公共产品，有三重重要意义：第一，APEC为亚太国家提供了一个能够准确的通过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需求来做平等协商、达成合作的平台，从而化解冲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第二，APEC机制下孕育了RCEP和CPTPP两个经济协议框架，其目的都是促进经济一体化，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潮；第三，APEC推动了亚太地区通过协商合作保持发展的持续性和普及性。
凤凰大参考：您刚刚讲到的APEC的意义很好的解释了今年峰会的主题，即“互联、创新和包容”。但此前白宫也表示，今年峰会的目标是努力使APEC经济体更具“弹性”。请问我们该如何理解美国期望的“弹性”？
黄靖：所谓“弹性”或“韧性”有两层含义。为了达到制约中国的目的，美国第一要按照自己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来重塑有利于己的产业链/供应链——因此需要“弹性”；第二要通过 “单边主义”来规范产业链/供应链的建立和发展——因此需要“韧性”。可见，美国要求的“弹性”和“韧性”的前提，恰恰是美国为了一己之利要对中国“去风险”甚至“脱钩”，这样做必然会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不必要的）风险。如果没有美国在经贸领域的单边主义行为，何来对产业链/供应链 “弹性”和“韧性”的无端要求？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与中国“脱钩”将可能带来“灾难性影响”。
凤凰大参考：据您所言，虽然拜登政府企图通过APEC 峰会表现其“多边主义”的政策取向，但是“弹性”也表明美国想利用APEC推动其对华“竞争”的意图，请问我们该怎么样理解美国支持的“多边主义”？
黄靖：拜登政府支持的“多边主义”，是在其挑起的中美“竞争”的前提下，企图将中国排除在外——即所谓“去中国化”——的“多边主义”。美国以自己为“领导”核心，根据其对盟友圈层的划分来实施不平等的“多边主义”。这个行为的本质依旧是“单边主义”。举例而言，美国依赖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印太区域“提供”了相当的安全公共产品，为域内的一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然而，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并非无偿的，而是要这些国家付出巨大代价：这些“被保护的国家”必须追随美国的步伐，并与美国一起打压美国定义的“安全威胁”，否则会受到美国的严厉压制和惩罚。
凤凰大参考：综合上述您所讲的内容，您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中国应该如何在实现自身发展的情况下，也与区域其它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黄靖：中国应该一如既往支持和奉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平等、包容、协商、合作。这不仅因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开放和包容的环境，也是基于亚太区域以至全世界在制度、文化、价值观和发展水平等方面高度的多元化这一事实。中国领导人在此次APEC期间，与墨西哥、秘鲁、斐济、日本、文莱五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这些双边会晤，既有实质性的内容，更具积极的象征性意义。在这五个国家中，秘鲁和墨西哥都是太平洋国家，但是鉴于其内部政治环境，尤其是长期以来被美国视为自己的“后院”而施加影响和压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两个国家斗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其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也长期失衡。此次中国元首与这两个国家元首举行的双边会晤，标志着中国主动地要将所有的太平洋国家真正地纳入APEC的多边机制之中，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潮中切实地享受到多边主义的“发展红利”。
斐济和文莱则是两个长期被西方视为“边缘地带”（periphery）的小国。习主席与两个国家元首的会晤，表明中国对所有太平洋国家的平等相待和尊重。毕竟每个国家和民族——不论大小和发展水平的高低——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习主席和日本岸田首相的会晤具有多重的战略含义。首先，中国将中日关系的发展独立于中美和美日关系之外。尽管日本在美日“安保同盟”中处于协从的地位，但中日关系的发展和稳定对于维护亚太和平、确保中日两国的安全和发展和中美与美日关系的一样具有其独自的重大意义。
其次，自安倍（第二届）执政以来，日本右翼政府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同时企图压制中国，进而造成了日本“同时与中俄为敌”的“最恶劣”安全环境。这次中日元首在APEC会议上的会晤表明，中国愿意同日本发展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进而帮助日本改善这个“最恶劣”的安全环境，达到两国间互利共赢的目的。
▎当地时间2022年4月8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官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对俄罗斯的5项追加制裁，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和加强金融制裁。
第三，尽管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人民发下了侵略和战争罪行，但在日本战败投降后，中日两国都发展为在亚洲具有引领能力和意愿的大国，不但在根本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上趋同，而且都将亚太的和平稳定视为保持自身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中日斗则两败俱伤、合则互利共赢。正是在这个更高的站位上，中方在坚决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始终没放弃与日本合作的努力。
最后，中日两国在促进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在亚太地区同时存在着RCEP和CPTPP两个相向而行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始终欢迎日本在RCEP中发挥非消极作用，同时也积极申请加入CPTPP。（反观美国，不仅对RCEP持不合作的态度，而且公开拒绝了日本对美国加入CPTPP的邀请。）在这两个经济协议框架下，中日关系的发展不仅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也必将给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提供积极而强劲的动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中国元首在APEC上和日本元首的会晤中，可以领会到“谋天下而非谋一国”的睿智与大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