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21日新政府上台时总的外汇存底是9亿美元，由于有煤油、可食用油、农药和钢铁产品进口需求，货币存量都不够用5天，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收支危机。但现在，这个数据是2000亿美元。

  对于任何一个政府而言在那种时刻只有4个选择。第一种情况，发表“将不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声明，波兰是这么做的，墨西哥也这么做过，俄罗斯曾威胁要这么做。很简单，如果你欠某个人500美元，那么你会很紧张，如果你欠谁50亿美元，那么债权人会比你更紧张。但这种做法与印度人的精神世界不符合，我们要求自己必须准时还钱。

  第二点是去国外，到那些有海外印度人投资的地方去拆借。但海外印度人和海外中国人不同，他们并不是创业导向的，更多的是医生、律师、教授和记者，或跨国企业的职业经理人，而不是商人。中国人每年带回国不少于300亿美元，印度人不是这样的，所以也不行。

  第三种备选方案一开始被称为“黄金选择”。印度国内在市面上流通的黄金价值是700亿美元，印度妇女喜欢黄金，这被理解成一种社会保障。

  同时印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进口国，每年从南非和俄罗斯进口大量黄金。于是有人建议带上黄金，去英格兰银行等机构抵押——1962年与中国开战、1965年与巴基斯坦开战时，我们都曾如此做过。但印度是个民主国家，这妨碍了可操作性：私有房屋里的黄金，政府是没权力拿出来的。

  兰密施：时间紧迫，我们最后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但国际组织不是特里莎嬷嬷的慈善救济所，他们会报价说，“好吧，我们借钱，但印度必须彻底改变经济政策。”拉奥总理和当时的财政部长辛格（现总理）所领导的改革小组，很好地利用了这次危机，把国家往正确的道路上推进。我有幸是这个团队的成员之一。

  我一直在想，如果1991年没有那场危机，而印度又没有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3.5%的耻辱性的“印度速度”会不会继续下去。上世纪50年代是这个速度，60年代没有变，70年代还是如此，所以经济学家克里斯纳（RajKrishna）才会说，不管政府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无论国际环境积极还是恶劣，印度的发展存在着个恒定速度，3.5%。这就是“印度速度”的起源。

  《东企》：“印度速度”曾是个标准的贬义词，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引用过。他们还提到过的术语包括“PermitRaj”。

  兰密施：“PermitRaj”是针对计划经济的一个概念，意思是废除产量限制。产量限制与许可证制度挂钩。由德里的一帮聪明人分配资源，比如水泥、钢铁等，控制生产，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有意思的是，当时印度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是农业，是在联邦政府计划控制力之外的。

  中央计划体制被废止后，印度开始真正意识到政府原来做了那么多不应该做的事，同时并没有做他们本应该去做的事：政府生产钢铁，政府生产纺织品，政府做面包，政府生产饮料，政府经营旅馆，政府开航空公司；但政府不投资基础教育，政府不保护公众健康，政府不建造公路。所以才呼唤经济自由化。经济上自由化的压力传导到了政治体制上，印度25个邦的首席部长要求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大的决策空间。

  《东企》：体制上是改革到位了，但我们在采访中不少外国投资企业都认为尽管经过了近20年的改革，政府对FDI的重要性还是理解不充分，支持不到位。

  兰密施：印度第一个外商投资企业是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的历史深深地影响了印度人的思维：外国投资是不稳定的，很不可靠，而且是母国利益导向的。印度到今天都在被这个观念伤害。要回答你的问题还必须提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由于印度的金融没有自由化，所以不像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些东亚国家，受一定的影响。但这次“胜利”让决策层对国际资本更加谨慎了。

  《东企》：今年是印度独立60周年。本地媒体的投票显示，甘地和尼赫鲁被认为是影响印度最深刻的两位领导人。但这两人却有着迥异的观点。您如何对比他们两人的视野？

  兰密施：甘地主张村庄经济，他的观点是“小的总是漂亮的，小的就是有效率的”，对现代工业化非常不信任。稍微夸张点说，每个村庄必须自己造自己的电视，每个村庄必须有自己的发电厂。我同意他“村庄很重要”这个观点，但发展经济村庄不能与世隔绝，必须成为更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我提过一个概念，globalization神髓，其实在于“glocalization”。至于尼赫鲁，他受前苏联的重工业现代化影响很深，是一个费边社会主义者。

  兰密施：现在看来，印度过多地被前苏联影响了。我们建设了巨大的重工业经济，而其他几个国家比如东亚则聚焦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纺织业、玩具、运动商品和快速消费品。今天在世界上的很多个角落，你都不难发现中国商品：玩具、衣服、电子设备等等，你看不到“印度制造”的标签。大型制造业并不是印度所擅长。

  不可避免地，印度也引进了与重工业模式密切关联的中央计划体系。为该制度辩护的经济学家认为印度资源紧缺，必须有高效的资源调配系统，从而使其可被最优化利用。他们都以为，市场经济是印度负担不起的奢侈。上世纪50年代，印度是经济学家们的圣地，加尔布雷斯（JohnGalbraith）、罗丹（PaulRosensteinRodan）、兰格（OskarLange）都在给政府出谋划策，结论是一致的：“一定要采用政府导向的工业化之路。”这是很浪漫化的解读——政府干涉可以修正市场失灵，政府干涉可以同时提高效率和公平。

  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运行了30年，因为这是一个集权体制；但尼赫鲁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做不到散布恐惧，民主主义者做不到威权政治。尼赫鲁太性急了，他奢望让计划经济和政治民主制齐头并进，这也是3.5%的年经济增长率的根源。

  让一些德里的聪明人决定多少百万吨的钢铁需要被生产、转移，这另一方面也是英国的遗产。对私有部门不信任的费边社会主义，认为所有重工业都应该由公共部门来经营，但结局是个悲剧。1960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相比韩国，印度有生产钢铁的比较优势，但1991年改革前，我们得知韩国有一家钢厂所生产的钢铁比当时全印度的总和还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家钢铁厂的核心技术力量是印度工程师。

  兰密施：我父亲有短缺经济的亲身体验。他等了15年才买到一辆轿车，今天你走进大街上的专卖店，想买几辆就买几辆。当时如果想买辆摩托车，更悲惨，你必须等20年才能得到一部Bajaj的产品。20岁的小伙子拿到摩托车时，已经过了开摩托车的年龄了。其实有些事小孩子也有记忆的。我就记得我十来岁时，政府官员总提倡老百姓穿棉布衣服，于是所有人都买卡其布（一种采用斜纹组织的棉布），但所有人都渴望聚酯。为什么？只有富人才穿得起卡其布，这种布料要高价洗护。

  像印度一样复杂的经济体，像印度一样大的经济体，不可能被一群所谓的聪明人来策划物质分配。看看日本人、韩国人，所有东亚国家都做过一件事，进口替代，到了20世纪70年代又开始在石油危机等外部变局下鼓励出口。而印度直到经历了经济危机才开始从封闭往开放转型。

  《东企》：印度有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但也曾有过很糟糕的经济。该如何同时理解这两个现象？

  兰密施：印度最早一代建国者都是在英国接受教育。我们的悲剧就在于跨过大西洋的人太少了。事实上，只有两个领袖跨过了大西洋，而他们真正地改良了印度：阿姆拜卡（B.R.Ambedkar）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起草了印度的宪法，把平等主义的思想植入分层严重的印度社会；另一个政治家从美国回来后成了旁遮普邦的首席部长，他说自己的梦想是让旁遮普变成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或俄亥俄州，他做到了绿色革命。

  除了这两个例子外，大多数人都去了剑桥、牛津，还有很多人去了伦敦政经学院，所以拉斯基、英国工党才能在那代印度政治领袖中有着如此强劲的影响力。回过头来说，英国殖民过印度，我们说英语，而那时的美国还不在印度的雷达屏幕上。如果你要我简约地说，尼赫鲁奢望把前苏联式的工业系统，与英国式的政治体制，嫁接在印度的社会系统之上。这注定不会成功。

  现代社会有三条规则：任何经济体的上涨的速度与经济学家的数量都成反比。你看看韩国，你再看看印度。韩国没什么特别出色的经济学家，但经济增长率长期是印度的3倍。印度的经济学家太多了，简直令人尴尬，他们不停地告诉你应该走什么路，不应该走什么模式。第二，任何国家管理技能的提升与工商管理硕士的数量成反比。第三，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律师的数量成反比。一个国家所有的律师数量越多，公民社会就越不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