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发展的历程,既是见证人类发展的社会历程,更是见证法官坚信法治、坚守正义的心路历程。法官在裁判中叙述着他人的故事,同时更是在讲述着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对正义的守护。在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我们开设“品案”专栏，聆听法官们用自己的视角、笔触和真情讲述一个个案件背后的故事，希冀通过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温暖你我。

  “品案”，是翻开一本本厚重的卷宗，回首那些承载着梦想和努力的岁月；“品案”，是沏上一杯热茶，用灵动的笔尖和一个个故人、一幕幕过往展开一段时空的对话；“品案”，更是用尚未磨灭的激情和热忱向那些曾经坚守的、还在坚持的、永远坚信的理想和信念宣誓致敬！

  １９９０年９月２２日，亚运会在北京开幕，当天泰县玛利特灯具公司报案称白米厂区发生价值６万余元铜卷被盗案。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案，是全县建国以来最大的盗窃案。

  我带刑警队的同志前往位于泰县白米镇小白米村的玛利特灯具公司白米厂区勘查现场，开展侦查。当晚，县公安局分管治安和内保工作的副局长陈来也带领内保股股长来到破案指挥部，并将内保股长留下参与破案。白米派出所所长严怀福和副所长兼交警中队长游有春带民警蒋德俊、王友富、刘志明等配合侦查。在白米奋战五天。在白米派出所的大力配合下，发现重大线日首先抓获了嫌疑犯邰某某，次日，盗窃团伙成员堵某某和周某某也落网。邰某某伙同堵某某、周某某，于１９９０年６月至９月，携带起子等作案工具，采用翻墙入厂，撬门扭锁等手段，盗窃作案１１起，计窃得该厂Ｈ６８黄铜带１６８扁，重３９０６公斤；铜皮线元。赃物先后销给泰县苏陈废品收购站承包人何某良、何某顺和泰县娄庄废品收购站顾某宏等人。

  １０月１日早上６点多钟，护士给我挂上水。因为，我想早点挂好水，上午可以出去走走。近７时，二楼上电话铃响了，医生张生民上去接电话后叫道：“纪局长，是公安局的电话，找你有急事。”我一手拎着盐水瓶，一手接电话，是刑警队内勤鲁均达打来的，他急匆匆地说：“顾高派出所报案，顾高镇克强村发生杀人案，一个看白果树的老头儿被人杀死了。卫队长正组织人出现场，叫我赶紧向你报告一下。”

  现场位于顾高镇克强村六组，在村民住宅区的北侧七、八百的田野里，东、西、北三面环水，只有一条路通到南面村民住宅区。死者叫钱贞同，尸体在东侧河坎的芦竹里，身旁有一只农村翻草用的铁叉，一看便知显然是死后被人移到这里的。

  在距尸体六、七十米，西边田里有棵大银杏树，是顾高小学校长钱贞存家的。树上银杏被人打过，地上也掉有许多银杏，而主人家正准备国庆节期间收银杏，明显被人偷盗了。银杏树下两天前，主人家用钉耙松过土，现在看到地上有明显的打斗的痕迹，还有自行车轮胎印，有两种足迹，有衣服的布纹印。自行车印，是来来，还有许多滑动的痕迹，看得出有人要推车走，又有人拉住往回拖。足迹，一种是死者的，一种是中间有许多圆形花纹的胶底鞋，凭多年破案经验，这是在多类案件现场上常见的、当时年纪轻的人喜欢穿的上海胶鞋六厂生产的“回力”篮球鞋。衣服布纹印，一种是斜纹的，与死者身上穿的卡其布衣服布纹相似，有一种花纹很粗，结合痕迹形状，像是腿部，推断可能是年轻人穿的牛仔裤的布纹。

  现场访问的同志也将初步访问的情况做了回报：死者半夜近一点钟，从家里出来，到田里看银杏，因为当年银杏收购价很高，一般的二、三十元钱一斤，最高的能到五、六十元一斤，外面盗窃银杏果（我们当地土话叫“白果”）比较多，死者防止别人偷他家白果，家里发现他一夜未归，早晨到田里又找不到，这样沿着河边寻找发现尸体的。他家的银杏树就在钱贞存家的银杏树东侧。

  很显然：死者下田时正好遇到有人盗窃钱贞存家树上银杏果，在抓犯罪分子时被杀害。据说老人为人正直，脾气也倔强，从打斗的痕迹也看出：他抓住偷白果的贼不放，贼杀死老人才得以逃跑。

  现场遗留的痕迹比较多，分布面积也大，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安排好侦查方面工作后，决定自己动手提取痕迹。我叫技术员申礼鹏等人当我助手，他们在现场外围，我在中心现场，他们把器材传递给我，我具体操作。一直工作到下午十六时，我用二百多公斤石膏将全部足迹、布纹印、自行车痕迹等浇灌制模下来。连中午饭都是派出所民警送到现场的。

  现场一处理好，我立即赶到设在六组一户村民家的指挥部，与刑警队卫永信队长一起听各方面情况回报。现场访问方面又获得一个新情况：案发的上一天中午有一个年轻人趟着一辆自行车走到离现场五、六十米的芋头田边，正在劳动的村民问：“你到哪里去？前面是死路，不好走。”他说：“到野生佴是从这儿走吗？”村民说：“走错了。要回到南边大路向东，从东边有条路向北。”这人后来就走了。野生佴是现场北部张庄村的老地名。

  性质是盗窃转化为抢劫杀人；发案的时间应在凌晨一时左右；作案过程是犯罪分子盗窃白果快要结束时，被死者发现抓住不放，双方发生纠打，为逃跑而杀死者，后将死者拖到东边河坎上；从现场痕迹看犯罪分子年龄在２５岁到３０岁之间的男性（排查时可放宽到２０到３５岁）、身高１米６５左右、体态中等偏瘦、具备自行车且车子前后轮胎不是同一品牌、具备牛仔裤（这在当时当地农村是不多的）和上海胶鞋一厂生产的“大白篮”篮球鞋；犯罪分子距离现场不远，应是顾高镇和相邻的梅垛乡东南部、仲院乡西部人，特别是现场北边的几个村的可能性最大；上一天发现的骑自行车的人嫌疑重大，非常有可能就是犯罪分子前来“踩点”，其对现场和现场北边村庄有所熟悉；同时分析犯罪分子非常有可能过去有盗窃劣迹，甚至“红过脸”，被公安机关处理过；此人在农村是属于半洋不土的、可能在近期盗窃白果、并出售过白果……

  同时就进一步走访、技术工作、重点线索的查证、面上排查、大范围控赃等工作进行了商量。并将刑警队侦查员、顾高交警中队和顾高派出所民警分成六个组、把顾高镇划成六个责任区，要求他们“包排包查包见底”。随后集中开会进行部署。

  可刚躺下，局里用对讲机呼我。说扬州市局打来电话，要求泰县县局到车站堵截死者的儿子。原来１０月１日早上发案后，死者家里人发了一份电报给在河北承德当兵的儿子，儿子请假回家，出发后有人向部队首长报告说他带了武器回家。部队一边叫在北京参加的师政委派人在北京堵截，一边向上级回报。虽后来部队在北京火车站找到了死者的儿子，但这起普通的杀人案一下子通天了。上级传达了公安部领导的要求：快速破案、不破不休。

  破案，除了专门工作，还要依靠群众。１０月２日上午９时，我们在顾高镇政府会堂召开全镇村组干部大会，分管政法的镇党委凌荣琪副书记主持了会议，我通报发案情况、对案情做了简要分析、对排查要求做了说明，号召层层发动群众，当时还说了一句话：“能不能破获此案，是对我们公安机关的战斗力和地方各级党员干部执政能力的检验。”最后，镇长许才要求全镇党员干部要积极努力配合公安机关工作，把侦破１０•１杀人案当做当前重要工作来抓。

  眨眼功夫，一个月过去。我们尽管吃住在顾高，连续作战，但仍没有作任何进展；尽管查了许多嫌疑对象，但都一一否定。这期间，全国优秀公安局长、刚在年初从局长位上退下的县局党组书记潘兆祥老局长多次到顾高帮助研究案情，我也只回县城一两次，即使局里要批手续、回报工作，也叫他们到顾高来。

  自行车两只轮胎不一样，一只花纹较粗，一只不仅略细，而且在两侧的双铅发线间距与其他轮胎都不一样。其他轮胎铅发线毫米之间，而这只很特殊，只有４毫米。虽然在发案当天，我在勘查现场时就发现这个特殊点，并要侦查员们注意这一特征，但侦查们一直没发现有一辆自行车符合，技术员们走了许多五金店、自行车修理店和江苏、上海及附近省的各大轮胎厂都未曾发现生产厂家。

  １１月７日，侦查员王永正眼睛患角膜炎，我把这个已带病坚持工作好几天的犟小伙强行送到顾高汽车站，让他回县城看病休息。在出所的路上突然看到有一个人骑的自行车后轮胎铅发线间距很窄，忙把他喊停下来，请他到了派出所。我一量，是４毫米，一看，是北京轮胎厂生产的双环牌轮胎。我问了车主的姓名、住址，并叫民警查了下，他本人没嫌疑，家里也没有合乎条件的人，再问，自行车也没有借给别人。同时他的自行车两个轮胎都是双环的。但起码我们找到了与现场痕迹类似的自行车轮胎了，侦查员排查线索也有了一个参考。

  现场上的篮球鞋印，粗一看没什么特别的，但细细一看：一般的上海胶鞋一厂生产的“大白篮”篮球鞋边帮是水波浪花纹，而现场上的却是小棱形块的。派人到上海胶鞋一厂了解得知：原来这是胶鞋一厂工会为解决退休工人的待遇，让退休工人用次品“大白篮”的鞋底和高帮鞋的边帮生产的，价格远低于正品“大白篮”，每双只有二十多元，销往常熟、无锡等地。

  正在此时扬州市局刑警大队领导前来指导工作，听了回报后，领导认为：侦查方向要调整，要把工作重点放到现场南边的泰兴的元竹、北新等乡。刑警大队领导、我和泰兴市公安局副局长兼黄桥分局局长陈伯龙一起研究怎么样开展工作。

  专案组分为两个组：刑警队副队长赵希贵带一个组在顾高继续工作，队长卫永信带一个组到泰兴工作。泰兴组又分为北新小组，卫队长坐镇北新，顾高派出所、顾高交警中队和刑警队大多干警在北新，还有一小组到元竹乡，由刑警队老侦查员吴亚星带队，刑警队侦查员孟广辉、田永和和顾高交警中队的两个民警参加。

  我当时主要在北新，也经常骑自行车到元竹和顾高，听各个组的情况回报。也常常到村里与民警们一起排查，或一起对重点线索、重点人头进行查证。

  条件是很艰苦的，吃饭只能在住宿的旅馆里代伙，那时没什么车子，侦查员全是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白天排查，晚上碰头，开会到半夜，上了床还争执好久才入睡。没有一人打牌玩乐，没有一次打牌玩乐！

  当时在北新乡的这个组，住宿在北新的倪浒庄桥口的旅馆里，十多人一个大房间。夜里，顾高交警中队副队长俞和平打呼噜十分厉害，派出所的人开玩笑用布把他嘴悄悄地堵上。

  尽管工作和生活比较苦，类似这类的玩笑是常开的。为了调节因案件久侦未破带来的郁闷气氛，我和卫队长也不阻止他们。

  有时有些笑话却是无意中发生的，一直流传到现在。在元竹乡带队的吴亚星是泰县县城人，街上人比较爱卫生，尽管到了深秋，每天晚上回到元竹旅馆都要首先洗一下澡，而乡下洗澡都是用长木桶。这天下午，旅馆老板娘用洗澡桶剁了大量辣椒，准备做水辣椒（辣椒酱），剁好后仅仅用水冲了一下。吴亚星回到旅馆与往常一样，把澡桶用开水一冲，放上热水洗起来。不一会儿，感到身上辣的疼，大叫起来。老板一听，知道大事不好，忙来替老婆打招呼，并把老吴架到床上，与老吴一起用芭蕉扇子扇凉。结果，效果仍不理想。老板急中生智，赶忙跑到橱房，把灶上的手摇风箱搬到客房，说：“老吴，这个半机械化效果一定好！”。

  那时因为白果价格特高，盗窃白果的案件和人员比较多，就像后来的盗窃铜、铝等工业原材料和电力通信设施案件一样突出。

  潘老局长亲自把排查的原始资料，包括干警的工作笔记调来一一审阅，并和我一起梳理了一些重点对象，交由专案组调查。结果审查了严某、俞某某、孙某某等等一批对象，突破了一批盗窃白果的案件，但与杀人案都无关。

  孙某某盗窃白果数量较大，远超于追究刑事责任的起点，刑事拘留关在看守所与白米盗窃案的邰某某是同一监室。邵某某为了立功，问孙某某为何事进来的，孙某某说偷了两个白果，被邵某某打了孙两巴掌，说态度不老实，二个白果能有这么多公斤？提审孙某某时得知这个情况，我们要求看守所加强管理，严防产生牢头狱霸。

  我们住在顾高，许多群众从一开始我们充满希望，到对我们感到失望。有个别人甚至对我们的干警讲：“公安局是饭桶。”每当镇干部和民警告诉我这些时，我心里确实很难受。但仅仅难受有什么用？关键还是要千方百计把案子破了！

  我们的刑警队---在侦破顾高杀人案件期间,刑警队老指导员林岑退休,局领导和刑警队全体人员与老指导合影。二排左起：副队长乔庆文、副股级刑警吴亚星、队长卫永信、县局政委钱存志、局长高宝鉴、林老指导员、局党组书记潘老局长、我、指导员童东兴、副队长刘再林。前排左起：鲁均达、朱国旺、蔡鹏飞、藏晓静、孟广辉、陈厚林、何标。后排左起：王永正、程东初、陈晓军、帅高升、马如军、田永和、陈书根、于忠海、陈建平、徐绕奇、姜文湘。

  我为了给民警鼓舞士气，坚持与他们吃住在一起，他们下村排查，我也到各村参加听情况。至今，我能说出侦破此案时到过的、住过的村名：顾高镇的申洋、申南、池南、俞庄、东俞、桥梓、翟庄、双利、野庄、王野、张庄、东芦、西芦、葛家、申家、钱野、复兴、苗圃、桥北、塘桥，梅垛乡的大窑、东周、东尹，仲院的许庄、走马等村。

  住在村里时，和分在此村的民警一起排查外，还和他们一起谈谈心，聊聊对案件的看法，了解一下家里的情况，也有时一起在村头的河边、大圩上散散步。

  与侦查员朱国旺在南干河南桑田边聊天时，得知他妻子在纱厂工作三班制，小孩又小，他在外破案家里困难大，想调到县二运公司，已找了人，但交通局这一关难过。我当即回局里，向潘老局长回报，因为潘老局长与交通局刘永安局长关系很好又是亲戚。潘老局长听了后说，为确保事情一举办成，不拖泥带水，明天他把高宝鉴局长、钱存志政委、夏文清副局长和我一起带到交通局去。第二天，交通局刘永安局长一看公安局来了这么多人，再听是为一个在外破杀人案的刑警解决家庭困难，很感动，当即把局党委张副书记、孙副局长、曹副局长找来，说：“公安局班子几乎全开来了，我们交通局要关心公安干警，要立即办。”

  顾高派出所所长陈春茂是个老先进、县优秀共产员，已近退休。这次发生杀人案，他一直坚守岗位，家属生病都没有回家，吃住在村里。他家在仲院乡前庄，我一次到仲院检查排查情况后，叫仲院派出所许跃荣所长带我到陈所长家看看。当我看到陈所长房子破旧的样子，一抬头竟看见屋顶通天，眼泪掉了下来。一个已近退休的老派出所长，两袖清风，竟是这样的家。下雨天还要在家用面盆等雨水。我们对不起清正廉洁的干部呀！我们怎能让勤勤恳恳的老实人吃亏啊！我回局向潘老局长、高局长作了回报，在党组会上两位领导主张局里拨经费补助陈春茂维修住房，党组成员们一致同意。

  这次几个月常住乡下破案，我进一步了解到了群众的生活的真实的情况和基层干警的困难，同时也感受到同志们对自已的关心。我胃病发着，顾高交警中队长窦志坚从亲戚家中找来半瓶日本产的胃药“胃仙-U”。说来也奇怪，吃了几天竟然好了。

  但案件未破，沉重的负担始终压在肩上，阴影始终在心头。常常一人在地图前站上半天，也常常骑着自行车沿着现场附近的道路绕上几圈。夜里有时拖上一两个侦查员来到现场，沉思许久，找找感觉。

  现场所在地克强村，是因抗日战争初期牺牲的泰县县委书记徐克强烈士葬在这里而得名。徐克强（１９０８年—１９４２年），上海宝山县殷行乡南徐家湾人，曾先后任苏州县委组织部长、副书记等职。１９４２年５月任泰县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７月2日拂晓，千余名日伪军从三个方向包抄县委所在地缪家野，情况危急，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徐克强从容决策，要县长带队突围，自己留下断后，带领通讯员马林沿着小沟边打边撤。这时徐又大口吐血，将文件包递给通讯员，命令他冲出去，不能让文件落入敌手。通讯员突围脱险了，而徐克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当地群众把徐克强遗体秘密埋葬在顾高乡千佛寺。徐克祥烈士墓在古千佛寺围墙内，烈士墓旁有株隋朝的千年银杏树。我有时散步到这里，凝视烈士墓默默地祈求烈士保佑我们早日破案抓获凶手，祈求千年银杏树神保佑我们除暴安良！

  新年的开始，１９９１年１月，扬州市局在泰兴市委党校召开全市刑事技术工作会议，我与好几位公安学校老同学相遇，大家一起交谈、合影，十分高兴。但一回到房间，心里就阴沉沉的。我反复想一个问题：案子未破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是分析有误，还是对象脸谱刻画不准？是侦查范围过小，还是方向错了？是排查粗心、人没进网，还人排上来了，被轻率否了？

  老同学在泰兴开会相遇合影。从左向右：陈亚萍（泰兴刑警队技术员、后任审计室主任）、孙瑞林（邗江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一年多后于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１日在抓捕犯罪分子时光荣牺牲，被公安部追授为“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的称号）、秦雨花（扬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中队长、现扬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我、夷文明（扬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中队长、后任扬州市公安局驻税办主任）、王日兵（扬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中队长、后任扬州市公安局油田分局副局长）

  我向潘老局长、高局长请示后，决定将专案组作了一些调整。把刑警队指导员童东兴调上案件，并调换了一些成员。童指导员是１９６６年江苏公安学校的毕业生，他是文革前我局的最后一届三位公安学校毕业生之一，我是文革后我局第一个毕业生。他破案的钻劲、盯案不放的精神和侦察与技术融会贯通的精湛的业务很值得我学习。

  童指导员上案时已是腊月，他立即到顾高熟悉情况，并深入老百姓家中。他很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每到一处破案都能处一批农民朋友，常常在他家见到进城的农民到他家吃饭，也常常在过节时看到有好些农民挑着担子送来胡萝卜、青菜、鸡、鸭等土特产，并拎着他送的烟酒等物回乡下。他和农民相处的那种感情，就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战争年代新四军、八路军与老百姓的那种关系。

  已经离休的政工股老股长刘根珍，也主动要求到情况熟悉的顾高、梅垛来参加排查。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前辈，腿子在战争年代受过伤，当年已６５岁，也与我们年轻同志一样起早摸黑。有一次为查一个线索，夜间十二点钟还与我一起骑自行车从梅垛赶到大窑村。革命人永远年轻，去年正月初四林老指导员９０岁时他还能与我碰上两杯。

  新年过后不久，我们又上了案件。但没多久，１９９１年３月６日紧邻顾高镇的王石乡供销社发生两名值班守夜的女营业员被人入室抢劫杀死。勘查现场时，在旁围观的顾高两个老百姓对我说：“高个子，这次案件再破不掉就没有脸了吧！”这次压力更大，但最终杀人犯还是被我和运粮派出所副所长王均祥排查出，在第十五天胜利破案。

  学习一结束，潘老局长就找我到他家，商量如何重新组织力量侦破顾高镇克强村１０•１杀人案。潘老局长指出：“这次由于是攻坚，人不在多而在精，只要三四个人，再加上你和我。专案组长我定――由小童（东兴）做。其余你定。”我点了三个人：扬州警校毕业的技术员出身的侦查员姜文湘、江苏公安学校毕业的侦查员于忠海、陈书根。

  这样一个精干专案组成立了，我们大家一起到潘老局长家开会。潘老局长说：“大家思考三个问题：一是不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二是对象到底像什么人？三是下一步向哪里打？每个问题回答不要多，也只一两句话，最多三句。磨刀不误砍柴功，大家回去思考三天，我们再开会。这次你们专案组四个，加上我和纪局长我们师徒两个，只有六个人，侦查的范围不能大，只能一口一口的吃，这样对象才不会从我们手上溜掉。什么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范围太大等于没范围，网眼太大也容易漏。上案件的人多了，只要有一人粗心，全局皆输。杀人犯只有一人，漏了一个，其他工作就白做了。所以这次要细心，你们四人责任重大。”

  三天后，我们在刑警队二楼会议室开会，各人发表意见。最后确定：过去的范围不错，但过大，特别是向南到泰兴太远；不破的根本原因是对象可能从我们某一侦查员手上滑掉了；对脸谱的刻画基本不错，但再大胆一点、再缩小一点、再具体一点：由于是偷白果杀人，对象可能贩过白果或家中有白果树，由于胶鞋是只有二十多元钱，说明对象是想穿此类鞋又经济拮据买不起正品，只好买这种便宜货，而这种鞋只销往在常熟、无锡，说明对象到过这一些地方，我们这里到无锡、常熟去的人较多，但像这种经济情况的人是木工、瓦工的可能性较大，对象应为有盗窃劣迹，但不像被判过刑的人；下一步首先向现场北边、东北边开展工作，以这个方向划出顾高西芦、东芦等六个村和仲院许庄、走马等五个村。

  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７日下午，我和童东兴、姜文湘、于忠海、陈书根五人加上顾高、仲院派出所民警，将十一个村的全体党员、村组干部召集到顾高塘桥村村办厂开会，我作了动员，要求大家重新站队排查，排三种对象：一是家有白果树或贩过白果的；二是在无锡、常熟打过工的木工、瓦工；三是过去有盗窃劣迹但又没有被判过刑的。并把童指导员他们四人分成顾高、仲院二组与派出所民警混合编组，分片包干。

  ４月３０日下午１７时，姜文湘用对讲机呼我，说有重要情况回报。他说：西芦村９组凌某卫符合这三个条件，同时侦破王石供销社杀人案时芦庄发现春节期间有人失窃没有报案的事主就是他，关键是有个群众说凌某卫春节后去海南打工，临走时把一辆自行车藏在他家，现取到自行车，前轮胎就是北京轮胎厂生产的“双环”牌，后轮胎是“黄河”牌的。

  我一听兴奋起来，太巧了，几个条件全符合，而且这是发案以后发现的第一辆前轮是“双环”、前后轮不一的自行车。忙叫姜文湘把自行车运到局里，让我看看。

  我和姜文湘、童东兴三人进行了检验，找到几个特征与现场吻合。当晚，潘老局长也来到刑警队二楼，他拿放大镜看了看，说：“这回逮住啦！”他对我说：“明天你亲自带队去上海，把自行车、现场石膏制模全部带到上海８０３，请老明鉴定一下。你们几个人带上拘留证，如鉴定认定同一，你们直接到海南去把他（凌某卫）抓回来。”

  第二天，我们用刚从沈阳买回来的金杯面包车把车子、石膏装上车，装车时，姜文湘动作过大，使盛石膏的木箱将面包车上装璜包装的车顶划了一道３０多厘米口子。气得行政股长直叫，我笑笑说：“不用叫啦，好事，划破了，预示案子快破了。”

  老明大名叫明德茂，老家泰兴横垛人，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上海市公安局高级工程师，曾经为我们泰县解决了好多难题。他以前也没有遇到自行车轮胎鉴定，这次他十分谨慎，把轮胎看了好多倍，再把石膏模子反复用放大镜看。第二天还带我和童东兴、姜文湘到上海自行车轮胎厂去参观，找技术科要来图纸，将轮胎的各部位名称搞准确。最后对我说：“这下可以出同一认定的鉴定书了。”

  潘老局长听到我汇报的电话后，为了确认和保证安全，他叫于忠海带了武警中队指导员和一个班长来上海随我们去抓捕嫌疑犯。到海南省海口市，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火车。坐飞机就不能带上枪，坐火车又太慢。我和大家一样没有坐过飞机，很想乘飞机，但又生怕押解人犯回来时没有枪不安全。于是，我在宾馆开了个会，说坐飞机还是火车，大家表决，结果大家都举手要求坐飞机，只有我一人要坐火车。我说：我少数服从多数，但回来时安全怎办？大家说：不用局长操心，我们几人就是几天几夜不睡也会把杀人犯安全押回，这事我们包了。于是我们把枪存到上海市公安局，乘飞机去海口。

  其实很快的，上午９点３０分起飞，１１点３０分就到了海口。由于第一次乘飞机，大家很激动，飞机的乘客许多人在睡觉，只有我们几个一会儿到这边看云彩，一会儿到那边向下看大山，搞得飞机上的乘客非常惊奇地看着我们。飞过琼州海峡时，发现下方的海水颜色随着海的深浅而变化，海愈深颜色也深。

  一下飞机，我们照了几张相。随即打的去海口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联系，他们叫我们下午上班时再来。我们找了个小旅馆住了下来，到小饭馆里简单吃了点休息了一下。下午３时，我们到刑警大队，他们安排一个刑警陪我们到凌某卫打工的海定岛去。当时，我叫童指导员和两个武警留在刑警大队，我带姜文湘、于忠海去海定岛。到了工地，姜文湘翻了工地用工的花名册，发现了凌某卫，他叫工地负责人把凌某卫叫来，一见面上去就把凌某卫铐上，随后把他押上的士。我坐在车子副驾驶位上，见凌某卫上了车，就对他说：“你要坦白交待！”他连忙点头：“我知道！”。

  到了海口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值班室，我们开始审讯。我对凌某卫讲：“顾高几万人，我们没找其他人，而是找你，并且千里迢迢到海口来找，说明你的事被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我还要告诉你：不仅你做的坏事被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你没有报案的春节期间失窃的箱子和８００多元钱的案子，我们也为你破了。你箱子里除了钱，还有照片、身份证、衣服等等。”凌某卫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我。我问道：“你说你想不想交待？想不想从宽？”他回答说：“想！”我把手朝童指导员一指，说：“那么你就向我们领导交代。”凌某卫转过身，脸朝着童指导员。童指导员说：“你明白我们为什么事来找你？”凌某卫答道：“因为我偷白果杀了人。”

  ７个多月，踏破铁鞋无觅处。今天只有几分钟，他竟爽快地交代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望着窗外的椰子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凌某卫说他杀人后多少夜睡不着，在路上看到警察就躲，听到警笛发抖，做到恶梦喊叫，遇到生人痴笑。自己家被盗竟不肯妈妈报案，在外做工，心里压力大，曾想到过自杀。

  姜文湘做好审讯笔录后，我和他以及于忠海把凌某卫羁押到海口市看守所。并打了个长途电话，向潘老局长和高局长做了回报，同时买了第三天回程的车票。

  从海南岛坐船渡海，第一次坐海船，好几人吐了起来。回到大陆，从徐闻县海安镇坐车去广州，开了一夜。我为了确认和保证绝对安全，将凌某卫与我铐在一起，并把手铐钥匙交给坐在最后一排的姜文湘。

  次日早晨到达广州，将凌某卫羁押在广州市看守所。我们住进广东省公安厅招待所。登记时服务员问姜文湘和于忠海的警长是什么级别，是不是处级？我们都笑了。因为“警长”是江苏省公安厅在首次授警衔时为解决部分老资格的民警享受副股职级待遇而明确的，广东公安当时没这个职务。在招待所，武警中队指导员提出要去深圳玩，并鼓动其他人也去，同时要求投票表决。我说：“这次不实行民主，这次是下级服从上级，一切听我的，不许去深圳，不许玩。如果你一个人要去，你是部队的，我管不了你，但你去深圳只能一人去，你把班长留下来。你还要写个东西下来，即你去深圳的安全不要我们负责，而我们回去路上要是出了事，你要负责。”他忙说：“我负责不起，我不去了。”我说：“是呀，我们那么多干警辛苦了７个月，如今破了案，抓到了人，如果由于我们贪玩，出了事，我们就对不起那么多干警，对不起顾高人民，也对不起自己。在外面，夜长梦多，要防止凌某卫自杀，要尽快安全回去。”

  在从广州到上海的火车上，我把凌某卫反铐后面，并用绳子把脚扎好，扣到其他人座位下面。由于没买到卧铺票，上车后请乘警调了两张铺，这六个人轮流睡。我要求手铐钥匙放在去卧铺的人身上，如凌某卫要去厕所，则将卧铺上的人用对讲机顺带喊来，一起押去，这样确保万无一失。

  到了上海火车站，局里用车接我们，驾驶员对我说：“局长，我帮你拿东西。”凌某卫一听，忙对我说：“我不知道你是局长，我以为是他（童指导员）。你喂我吃饭，对我太好了。”五个月后，他在临去刑场的前两天叫看守所长带给我一页纸的信，感谢我对他的教育、对他的照顾，感谢我把他当人看待，他今世无法报答，来世当牛做马来报答，他将在九泉下保佑我！

  第二天，５月８日上午，我们把凌某卫押回顾高镇克强村指认现场，群众放起鞭炮，死者家人竟跪在地上向我们叩拜。老百姓们说：“公安局不简单，过了这么长时间还破了。”

  事后，我们反思这个案件。实际上在发案的第三天，负责西芦村排查的干警就已经排到凌某卫，只不过在看自行车时只看了后轮，没有看前轮。就是这一个阴差阳错，使我们几十号干警多辛苦了７个月。这７个月使我们尝尽了酸甜苦辣。

  群众也是最讲感恩的。五年后，市教育局和顾高镇决定把克强中学并到顾高中学去，克强村的群众思想不通，把前来搬迁和做工作的镇党委书记、镇长、市政府办副主任、市教育局副局长等十多个干部堵在克强中学里，派出所和局治安股的干警做工作到天黑也没能把干部放出来。局长和分管治安的陈来副局长找到我，说：“纪局长，你在那里群众中有威信，老百姓和你有感情，请你出场做一下工作。”我和分管治安的陈来副局长把车开到克强中学门口，一下围上好多人，一见我下车，大家喊道：“是纪局长家来了！”我说要进中学去，两个老人叫道：“我家纪局长要进去，快拿钥匙开门。”我进去与书记、镇长商量了一下，与教育局王局长一起出来做工作。我的驾驶员已被学校东边的老百姓拉到家里吃饭了。群众们说：“咱们不可以让纪局长为难，我们看在纪局长的面子上，今天把干部们放回去。”事后，镇党委书记对我说：“我真想不到老百姓对你这么好。”我说：“我们在这儿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排查同劳动７个月啦。”

  是啊，中国的老百姓是世上最好的老百姓，你为他们做了一点事，他们就会永远记住。

  ２００８年９月３０日下午，我和开发区分局赵旭晴局长（现泰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从老同学周继业院长家吃过中饭回泰州，路过克强村时，群众看到我和赵局长时热情地打招呼：“纪局长，家来啦！”

  家来啦！这是老百姓把我们当家里人！我想起一首歌：“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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