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是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三角区域共同的文化标识。宣文化是2000多年来以今宣城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为区域中心，生活在此区域内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在江南文化历史演进中，宣文化表现为早起而中兴，中兴而昌盛，昌盛至辉煌，辉煌因战乱毁灭而沉寂，沉寂又因缺少“鼓与呼”而沦为鲜为人知的“隐学”。
隋唐五代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江南是唐王朝财赋主要供给地，文化进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宣城为江南三大中心城市之一，辖区人口最多时位居江南第一，农业、手工业、商业、冶金制造业等全面发展，宣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全国，宣城、苏州、杭州等城市是江南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
《隋书·地理志》载：宣城（宣州）与丹阳（南京）、毗陵（常州）、吴（苏州）、会稽（绍兴）、余杭（杭州）、东阳（金华）等吴中七郡（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1968年第2期）既是江南的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与先秦、两汉、孙吴时期比较，社会风气判若天渊，迥然如两地。
唐五代三百多年中，江南城市发展速度不一样，城市地位不断发生升降变化。唐前期，江南中心城市实际有三个，润州（今江苏镇江）、宣州、越州（今浙江绍兴）不仅是经济中心城市，而且还是政治军事中心，分别是浙西道、宣歙道、浙东道观察使的治所。唐代后期，越州、宣州、润州在发展，而苏州、杭州发展更快，这时的经济中心城市主要是苏州、越州、宣州三城。杭州虽然不是中心城市，但发展的潜在能力很大，离中心城市为时不远；润州城市经济发展不明显，已算不上经济中心城市。五代时期，越州、宣州地位下降，苏州、杭州、金陵（今南京）是三个发展较明显的经济中心。江南其他城市，如常州、湖州及唐后半期的润州、明州等，是本州的经济中心，对本州经济的影响较大，但对相邻州的经济辐射力不大。睦、婺、衙、台、温、处、歙、池等州的经济影响力很小，经济的辐射吸引面实际仅局限于府治所在县附近，从经济功能和实力来说比一般县城略大一些，城市的发展变化不是很大。
《书·地理志》载：唐天宝十一载（752年），宣州领县9，户12.12万、口88.5；润州（今江苏镇江）领县6，户10.2万、口66.27；常州领县5，户10.26万、口69.07万；苏州领县6，户7.64万、口63.27万；湖州领县5，户7.33万、口17.77万；杭州领县9，户8.62万、口58.60万；越州领县7，户9.02万、口52.96）；婺州（今浙江金华）领7县，户14.41万、70.71万。（据《旧唐书·地理志》卷四十统计）宣州领县最多，人口比排名第二的婺州高约18万，比杭州高出近30万。
开元八年（720），唐政府置十道按察使，江南东道按察使设在润州，江南西道按察使便设在宣州（《册府元龟》卷162《帝王部·命使第二》）；乾元元年（758），置宣歙饶观察使。次年又隶于浙西观察使。贞元三年（787），分浙东、西道为浙西、浙东、宣歙道，宣城先后是江南西道、浙西道、宣歙（池）观察使、宁国军节度使等地方一级行政区（相当于今省级行政区）驻地。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境内设有常平仓和社仓。名相裴耀卿的漕运改革从宣城开始。“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财政收入大多数来源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等东南八道四十九州。”（《旧唐书》卷14《宪宗纪》）《资治通鉴》卷229载：德宗建中四年（783），“李希烈攻逼汴、郑，江淮路绝，朝贡皆自宣、饶、荆、襄趣武关”。
宣州成为朝廷贡物的主要供应地；钱币铸造基地，天宝年间在宣州境内增建梅根监、宛陵监，当时全国铸钱99炉，每年铸钱32.7万缗，其中宣州10炉，每年铸钱3.3万缗，占全国十分之一。元和年间，宣州铸钱“岁出五万贯”，比天宝年间增长51%；军用武器制造基地，长庆元年（821），唐王朝河朔用兵，宣州观察使元锡一次性提供军用器材五万二千多件，绫绢一万匹。中央政府在宣城建有“铜官冶”“银坑”“铅坑”等管理机构。天宝年间宣州（时改为宣城郡）曾设有官府金银器作坊，系当时制作金银器的中心之一。江南纺织业以宣州最发达。天宝二年（743）李白在诗中咏宣城说“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描绘了当时宣城商业的兴盛与纺织品的丰富多彩。开元二十九年，京城长安“广运潭”举办的东南“轻货”博览会，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南方手工业产品和地方特色产品的“博览会”，今安徽境内只有宣城郡参加，“宣城郡船，载有空青石、纸、笔、黄连”等品参加了展览（《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
《书·地理志》载，宣州每年进贡的纺织品是“绮、白纻、丝头红毯、兔褐”，既有丝、麻织品，又有毛织品。唐《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载：“宣州自贞元后，常贡之外，别进五色毯及绫绮珍物，与淮南、两浙相比。”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代宣州产的苧麻布，其纤维投影宽度与现代的苧麻布相差无几，纤维截面面积比现代苧麻布小，支数比现代苧布高。宣州生产的纺织原料，质量上乘，在唐代列为全国一等。传统中药中的一味名为“空青（即孔雀石）”的矿物药。唐《新修本草》卷三记载，该药今出蔚州、兰州、宣州、梓州，宣州者最好，块段细，时有腹中空者。
中唐时，宣城已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元稹曾谈及宣州说：“宣城重地，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文苑英华》卷412元稹《授卢萼监察里行宣州判官制》）“通商鬻货，万货云从；阐道都会，敦儒泮宫（《全唐文》卷990《大唐宣州刺史薛公去思碑》）。”晚唐时市区宛溪河两岸出现夜市，张乔说：“暝火丛桥市，晴山叠郡楼。”（《全唐诗》卷638张乔《送友人归宣州》）城中有专门制作成品衣服的店铺。“衣冠俊杰，满旧国之风瑶；物产珍奇，倾神州之韫椟，东南之巨丽也。”（《全唐文》卷248李峤《宣州大云寺碑》）
唐代是诗的国度。诗歌是唐代文学中最灿烂夺目的篇章。歌咏宣城（指唐代宣州宣城郡，下同）的诗人有230多位，歌咏宣城的诗歌有2560多首诗。他们中，宣城本土至少有刘长卿、刘太真、罗立言、许棠、汪遵等14位诗人、存诗667首；任职宣城的诗人至少84人、歌咏宣城的诗歌960多首；寓居宣城的诗人至少24人，歌咏宣城的诗歌500多首，其中李白一人有200余首；游历宣城的诗人至少有76位，歌咏宣城的诗歌300余首；没有到过宣城却歌咏的宣城诗诗人至少有9位，诗歌有20多首。这些诗人中，既有地方志书中记载的传说中的皇帝，也有文献记录的裴耀卿、令狐楚、崔群、裴休等10多位宰相诗人；既有“诗仙”李白，“诗魔”白居易，“诗佛”王维，又有“诗囚”孟郊，“诗豪”刘禹锡，“诗僧”贯休；既有“大历十才子”中钱起等7人、又有“咸通十哲”中许棠等6人；既有卢肇、李岑等5位状元诗人，又有刘太冲、汪遵、许棠、鲍溶等40位本土及外籍进士；既有“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柳宗元，又有“小李杜”之称的杜牧、李商隐；既有与“诗圣”杜甫齐名的著名诗人许浑，又有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韦应物；既有隐逸诗人代表陆龟蒙，又有名诗人史凤，等等。《旧唐书》皖籍人物入传15人，《书》皖籍人物入传16人，皖南仅有宣州（宣城）人刘太真。
吴培玉《我国历代人才地理分布与流向》》（人才研究》1988年第2期）统计：唐朝进士988人，江南进士347人，其中：苏州68人，福州（今福建省）67人，袁州（位于江西西部）34人，宣州33人，杭州22人，越州（浙江绍兴）27人。有研究者统计，唐代安徽进士46名，宣州25名（姚娟《安徽历史人才地理分布研究——以列传人物、进士为考察对象》，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笔者综合各史家之说，唐代今宣城市进士至少14人以上（含白居易、侯权、韩愈等宣州贡生）。《安徽通史》载：唐代南唐安徽状元3人，宣城2人（旌德县、宣城县各1人）。隋唐五代全国844名文学家，有籍贯可考者699人，宣州13人（安徽21人），杭州9人，苏州27人，越州18人，润州21人，扬州12人。
宋室南迁，江南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叠的核心区，文化迎来了自身发展历史上的鼎盛阶段，文学家族开始著称于世。宣城境内梅氏、贡氏、沈氏、胡氏等文学家族开始崛起，梅尧臣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中诗论方面贡献最多、影响最大的诗歌理论家；大慧禅师、定光佛宗杲创立的“看话禅”是宋以后中国禅学的主流。
北宋初年，江南地境南唐和吴越政权虽先后被北方宋王朝统一，但其文化成就也随之播及北方，并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定都杭州。大量北方移民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南下，形成了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苏南、皖南、浙北是当时移民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江南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重叠的核心区。江苏境内苏州吴县范氏，高邮秦氏等；浙江境内有吴越钱氏，富阳谢氏，衢州赵氏，金华杜氏、俞氏，山阴陆氏，鄞县史氏，龙泉孙氏，平阳林氏等（张剑，吕肖英《宋代的文学冢族与家族文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四期）江南文化精英士大夫阶层的数量与影响力大幅度提升，江南取代中原，成为汉民族的文化渊薮。
宣城，北控大江，南连浙右，“凡生齿舆赋之数，实夥他郡，为州之望，亚于江宁府（ 清嘉庆《宁国府志》卷二一，卢革《宣州牙城公宇记》）”。《宋史·食货志》载：“太平兴国二年（978）两浙及宣江（今宣城）……商贾之欲贸易者，入钱交引，计值予茶如京师”，说明宣城当时茶市有如京城一样繁荣。乾道二年（1166），孝宗皇帝诏令天下，升宣州为“宁国府”。南宋时，宣城境内广造圩田。孝宗乾道末年，江东路官圩79万亩；宁国府宣城县官圩17万亩，私圩58亩，合计占全县垦田一半以上。《宋会要稿·食货之七》载，宣州和太平州圩田，“岁入租课浩瀚。”“宣大郡，民业于儒十五（张孝祥《于湖集》卷一三《宣州新建御书阁记》）”。“于兵火抢攘之际，而学者讲诵不辍（吕本中《宣州新学记》，光绪《宣城县志》卷三一）”。
宣城文学家族在诗、词、文、赋、书画、戏曲、宗教、散文、笔记小说、传奇故事等领域尽显风采。哲宗元祐二年（1087），知苏州事林希改任宣州，欣然吟诗道：“虎丘换得敬亭山，句水松陵数舍间。天下难如两州好，君恩乞与一身闲。”《宛陵群英集序》云：“宛陵山水之胜，闻于东南。人生其间，必有魁奇秀伟之士。”宣城县人梅尧臣，世称宛陵先生，以诗学理论著称，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其诗“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南诗论家刘克庄称“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有《宛陵先生集》传世，还参与《书》的编纂，并曾为《孙子兵法》作注。南宋词人吴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五）评其词说：“激昂凄劲，兼而有之，在南宋不失为佳手。”诗词俱佳的周紫芝，以其卓著成就，在当时的文坛上独树一帜。
宣城宁国人宗杲（1089—1163），俗姓奚，早年出家并受具足戒，住临安（今浙江杭州）径山传法，创立“看话禅”。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宗杲因议秦桧与金人议和的投降政策，险遭处死，后以流放衡阳抵罪，从之者万余人，宗杲被视为定光佛再现。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皇帝赐号“大慧禅师”。宗杲曾住九华山化城寺开坛讲经。圆寂后，九华山僧众铸其铁像供奉于化城寺藏经楼（此像毁于“文革”期间）。宗杲和来自新罗国的金地藏二人，被历代九华山僧人视为仅有的两位出自东方世界的佛，并引以为豪（《中国地域文化通史·安徽卷》，中华书局，2013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所修《九华山志》云：“释氏佛、菩萨皆出西方。惟地藏菩萨为东方新罗国人，惟定光佛为中华宁国县人。”宗杲创立的“看话禅”，成为宋以后中国禅学的主流。
淳熙八年（1181），宣州吴柔胜进士及第，其子吴渊、吴潜分别于嘉定七年（1214）、十年（1217）进士及第，且吴潜进士第一，父子、兄弟三人同为朝廷台阁重臣，吴渊、吴潜兄弟先后拜相，显赫一时。天圣五年（1027），宣城县人施元长进士及第，咸淳四年（1268），施元长的孙子施岩求、施福求同榜进士及第，宣州一时“祖孙三进士，兄弟两登科”成为美谈。宁国府进士287人，占安徽全省19%。
诗社是诗人们吟诗作文、把无言欢自发组织的文学性社团。这种社团一般认为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明。宁国府境内有赵富文、李子长与王十朋诸人所结的宣城诗社，吴潜在家乡所结的吴潜诗社，王珪与胡信芳诸人在宁国府南陵县所结的王珪诗社，范仲淹在广德任广德军司理参军与时任广德军判官刘夔所结的范仲淹诗社（1015年至1017年活动在广德），周紫芝、王之道诸人在无为所结的无为诗社等等（陈小辉《宋代安徽诗社概论》，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8月）。据不完全统计，宋人安徽诗社14个，宣城境内诗社最多。《宋史》皖籍入传人物86人，大多分布在在皖南徽州府（19人）、宁国府（13人），是当时人才分布中心（姚娟《安徽历史地理人才地理分布——以列传人物、进士为考察对象》，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宣城梅氏，自北宋梅尧臣“以诗名家”以后，文风蔚起，代有人出，先后有进士18人、举人42人、贡士64人、荐辟19人、朝廷名臣9人、府州县知事37人、史志入传者27人。代表人物有北宋名臣、翰林院侍读学士、权兵部尚书梅询（963—1041），“宋诗开山祖”梅尧臣（1002—1060），明代剧作家梅鼎祚（1549—1615），明末清初“黄山画派巨将”梅清（1623—1697），清代“世界三大数学家之一”梅文鼎（1633—1721），近代学贯中西学者梅光迪（1890—1945）等。据粗略统计，宣城梅氏家族中有著述留存的100多人，刊行于世各类著作300余种，其中收录于《四库全书》l7种。明朝大文学家王世贞诗赞“从夸荆地人人玉，不及梅家树树花。”清代大学士张廷玉称“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宣之旧族首梅氏。文章、经济、理学名儒，自宋以来，彬彬郁郁，绵亘辉映。”（张廷玉《梅氏重修谱序》，载《文峰梅氏家谱》卷首）
元代，江浙行省有湖州牟氏、湖州赵氏、平江陈氏、长洲袁氏、平江钱氏、平江钱氏、昆山顾氏、鄞县程氏、东阳李氏、温州郑氏、绍兴逊都思氏、歙县唐氏、绩溪舒氏、宣城汪氏、宣城张氏、宣城王氏、溧阳偰氏和宣城贡氏等17个文学家族（顾世宝《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贡氏家族四世65人，除2人为国子生外，其余皆有官衔，为仕宦之家，文学创作亦极繁荣，有诗文作品传世者27人（翟朋《元代宣城贡氏文学家族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宣城汪氏的汪泽民和贡氏家族共同参与辽、金、宋三朝史编修。汪泽民和张师愚合编宣城历史上第一部地方诗歌总集—《宛陵群英集》。汪泽民之子汪用敬，张师愚、张师鲁及张师鲁之子张知言和王圭、王璋及王璋之子王虎臣等皆有诗文传世。大德二年（1298），旌德县令王桢发明木活字印刷术并印刷100部《大德旌德县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使用木活字刊印书籍的人。《元史》皖籍入传4人，宁国路宣城人2人，分别是贡师泰和汪泽民。元代安徽进士85人，其中宁国路21人，徽州路18人，池州路13人，广德州10人（姚娟《安徽历史地理人才地理分布——以列传人物、进士为考察对象》。
明清时期，宣城在与沪苏浙频繁互动中，宣文化总体实力虽然逊于沪苏浙皖境内的苏州、杭州、南京、松江等中心城市，若以举人、进士人数排名，清代在沪苏浙皖28府8州2厅中排名第十二、十三位，在安徽省8府5州中均位列第三，这其中清代宣城数学、天文学实际上已代表了当时全国最高水平。
明清时期，富裕的江南不仅在经济上支持着整个国家机器的现实运转，同时开始拥有“文化的领导权”。明代科甲鼎盛16府中，江南占10府，分别是绍兴、苏州、常州、宁波、嘉兴、杭州、松江、凤阳、徽州、宁国等，其中绍兴、苏州府进士977、970人；清代科甲鼎盛18府中，江南占13府，分别是杭州、苏州、常州、绍兴、嘉兴、湖州、安庆、徽州、宁国等府，其中杭州、苏州两府进士1004、785人，排名第一、二位（[美]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载《历史地理》第十一辑）。明代宁国府作家96人，名列徽州、安庆府之后，在安徽省位居第三位，排名第四位的池州府61人（郭永锐《安徽明代作家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光绪四年本《重修安徽通志》载清代宁国府文学家196人，名列徽州、安庆府之后，在安徽省位居第三位，排名第四位的池州府85人。《明史》皖籍入传232人，凤阳府最多，87人，排名第一；宁国府12人，排名第六。《清史稿》皖籍入传209人，安庆府最多，58人，排名第一；宁国府22人，排名第四，属于人才较密集区。
明中后期，国内大大小小商帮兴起。江苏境内主要有洞庭商帮、南京商帮（又称金陵帮）、苏州商帮、盛泽商帮、镇江商帮、无锡商帮等；浙江境内主要有宁波商帮、龙游商帮、杭州商帮、湖州商帮等；安徽地区兴起的两大商帮，一是形成于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徽州府商帮，二是形成于明嘉靖、万历年（1522—1609）间的宁国府商帮。清道光年间山东东江昌知府、浙江海盐人朱锦琮在其《治经堂诗集》言：“当今之时，惟山右（晋商）独擅其能，次则徽宁之休、歙、泾、旌……山右之富甲天下，休歙泾旌富甲江南。”《江苏省志·商业志》记载，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商人在江苏南京建有会馆40处，其中宁国府会馆5处。据不完全统计，宁国府商人在沪苏浙一带兴建会馆20多处。
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宣城自古诗人地。据不完全统计，南朝至清末民初，外籍和本籍3500多名诗人歌咏宣城的诗歌27000多首，位居全国393个地级市（2019年数）前三位。康熙四十四年编纂的《全唐诗》收录的诗歌也只有48900多首，诗人2200多人，足见宣城诗词歌赋的历史地位。清初文坛风尚多元嬗变，诗坛格局在分合与重组之中，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形态。施闰章、高咏、梅文鼎、梅庚等人承绪明中叶以来的宣城风雅，创立宣城一派，以“宣城体”标帜诗坛。宣城诗歌风雅，由梅尧臣之倡，初兴于北宋；再兴于元代，贡奎等人以诗著称一时；三兴于明中叶，宣城梅氏、沈氏家族科甲隆盛，梅守德、沈宠为诗坛眉目，梅鼎祚、梅守箕、梅蕃祚、沈懋学继之而起，宣城诗人在文坛占居一席之地，梅鼎祚还编有《宛雅》，宣扬区域诗学风尚；四兴于明末，梅朗中、沈寿民名重于世，宣城诗坛令海内士子侧目；五兴于清初，施闰章是主将，高咏、蔡蓁春、徐淑、梅清、梅磊是派中早期核心人物，其他人物有梅枝凤、梅枝南、沈泌、沈埏、沈寿国、蔡瑶、僧半山、孙卓、茆荐馨、阮尔询等30余人。“宣城体”具有诗道一贯、言之有物、醇厚为则、风貌朴秀、语言简净五大特征，宣城派与云间派、娄东派、神韵派、虞山派、金台十子、西泠十子等文学流派群体，共同奠立了清初诗坛繁荣的局面，并影响着清代诗风嬗变的走向。（李圣华《论宣城派》，2005年11月第6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近人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论到：“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梅文鼎所著天文算法丛书在86种以上。梅文鼎数学研究几乎涉及当时传入中国的全部西方数学领域。江永（1681—1762）誉其为“历算第一名家”，钱大昕（1728—1804）称他为“国朝算学第一”，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把梅文鼎列为清代六大儒之一，誉其为清代天文算法“开山之祖”。梅文鼎弟弟梅文鼐、梅文鼏，儿子梅以燕，长孙梅瑴成，曾孙梅鈖、梅钫，五世孙梅冲等五代相传的数学世家，12人通晓数学（黄季耕.安徽文化名人世家 [M]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106— 111），形成了蜚声中外的“宣城数学派”。梅瑴成数学专著虽不多，但他负责汇编的《数理精蕴》，他校正的《梅氏丛书辑要》和增删的《增删算法统宗》，“鼎足而三，影响当代及后代数学工作很大，对推动我们国家数学发展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天文学方面：清代宣城梅氏家族4代人中，致力天文历算研究者有5人，其中以梅文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梅文鼎著有《交食管见》《历学疑问》等天文学著作，将中西学说熔于一炉，同时还创制了“月道仪”等多种天文观测仪器。梅文鼎长孙梅瑴成参与编纂大型丛书《律历渊源》，其中《历象考成》专论历法，对天文研究的发展起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梅氏在其所编《明史·历法》中，将一切迷信妄说尽予剔除。受其影响，清代有关天文历法的官纂书籍，也将各种祀祥谶语驱逐殆尽。宣城媳妇王贞仪（1768—1797）自幼喜读梅文鼎科学著作，精通天文历法，著有《地圆说》《月食解》《葬经辟异序》等多部著作，在所著的《地圆说》中，从六个面论证地球是一个大圆球，在当时中国还是“天圆地方”说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极为难得。
清代，江苏省8府3州1厅举人8762名，其中常州府1787名，苏州府1712名，扬州府1235名，江宁府1025名，镇江府828名，松江府687名。浙江11个府1厅中举人10805名，其中杭州2938名，绍兴2251名，嘉兴1784名，宁波1309名，湖州1244名，金华433名（程小丽《清代浙江举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安徽省8府5州举人4738名，其中安庆府918名，徽州府915名，宁国府815名，庐州府513名（黄艳《清人江南举代统计与分析》，科举学论丛，2016年《论文》）。江苏、浙江、安徽27府8州12厅中，宁国府排名第12位，在安徽境内排名第3位。
清代全国进士26848名，江苏8府3州1厅进士2920名，前五名的府为苏州府 （ 657名）、常州府 （ 645 名） 、扬州府 （ 348 名）、江宁府（ 311 名） 、镇江府 （ 211 名）（朱季康《明清江苏的科举实践与劳绩》，《教育史研究》，2020年第12期），且外淮安府明清两代进士192人（《中国地域文能通览·江苏卷》，中华书局，2013年）；浙江11府1厅进士2803名，前五名的府为杭州府（896名），绍兴府（515名），嘉兴府（508名），湖州府（387名），宁波府（238名），金华府（84名）（沈登苗《清代全国进十最小时空分布：县/科年的动态研究——以浙江为例》，科举地理）；清代安徽8府5州进士1182名，前五名的府为安庆计（286名），徽州府（245名），宁国府（165名），庐州府（114名），凤阳府（68名）（倪立峰《清代安徽进士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松江府进士229名（马学强《上海通史》卷二《古代》，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清代沪苏浙皖四省一市地境28府8州2厅进士总数7134名，宁国府进士排名13位，居中等偏上地位，在安徽境内排名第3。
每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是长青树，经久不衰，其都有一个萌芽、发展、昌盛、衰落的过程。如今的宣文化散见在不同的史籍文献之中，呈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中。市第五次党代会向全市250多万宣城人发出“打造新高地，争当排头兵，为加快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宣城而努力奋斗”的号召，我们要深入挖掘宣城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加强“宣文化”精神内涵提炼和时代价值提升，切实提升宣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为实现长三角一体化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建设长三角中心区现代化城市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